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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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事（第5页）

洋芋头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莫名其妙。

农村的狗天生就不会咬农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分辨的，可能是凭气味，也可能是凭装束，也可能是气味、装束综合分析的结果，反正，农民和非农民在它们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农村狗对诸如我们这些工宣队、城里来的干部、知识青年等等外来人口高度戒备，只要看到就会冲着这些外来人狂吠不已。

而对自己的乡亲，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当地狗一般是不会咬的，狗也讲究乡亲情谊。

可是，作为农村狗，花姑娘却把土生土长的民兵班长洋芋头当作了敌人，而且是天字第一号敌人，这不但令我意外，更让洋芋头吃惊。

洋芋头本能的抬脚要踢花姑娘，我及时制止了他：“洋芋头，你要是敢踢它，我就踢你。

你好赖也是个人，怎么能跟那么小的一个狗狗一般见识呢？”

我制止洋芋头的心理前提是：尽管花姑娘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花姑娘竭尽全力想咬他一口解恨，但是，对于幼小的花姑娘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花姑娘事实上并没有伤害他的能力，那么，洋芋头也就没必要认真的踢它一脚。

因为，花姑娘承受不了洋芋头认真的一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农村人讲究打狗看主人，打狗欺主，打谁家的狗，对主人是一种欺辱行为。

洋芋头当然不会欺辱我这个工宣队驻队干部，也怕别人真的把他看成和一只小狗一般见识的人，所以没有踢它，骂骂咧咧地问我：“孟同志，这狗坏怂到底咋了？咋见了我跟见了仇人一样，妈妈个日，这么多的人不咬，专咬我呢？”

那会儿我对花姑娘咬洋芋头的事儿还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所以我也蒙在鼓里，不知道花姑娘为什么在那么多人堆里独独看着洋芋头不顺眼，跟他就像前世仇人一样。

我回答不了洋芋头的问题，黄二婶估计道：“这狗娃子可能前世和洋芋头有仇呢，上一辈子洋芋头保险对花姑娘做下什么亏心事了。”

其他在一旁看热闹的农民纷纷点头：“对着呢，上一辈子洋芋头肯定对人家做了亏心事了。”

无辜的洋芋头不知道上一辈子对花姑娘做过什么亏心事，自然也就对乡亲们的结论无从辩驳，再加上他本来脑子就不灵光，看着脚下大光其火的花姑娘，他自己也懵了。

刚刚经历了大破四旧的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从来不相信前世今生那些无聊的、难以自圆其说的迷信。

可是，眼下黄二婶的说法却是最能解释花姑娘反常举动的理由。

既然我对此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也就懒得针对黄二婶一个农妇随口杜撰出来的迷信话儿有什么反应。

我过去把花姑娘抱回了车上，恐吓它：“不准咬人，再咬就打。”

花姑娘凭狗的本能知道我不认可它对洋芋头施加暴力，也就不再挣扎着往车下跳企图继续撕咬洋芋头，但是却像一个小泼妇吵架一样，仍然对着洋芋头汪汪汪的詈骂不休。

一直到我装好化肥，推着它跟在黄二婶后面离开队部，见不到洋芋头之后，它才不再吼叫骂人，可是仍然气呼呼地，小肚皮活像一个皮风箱，忽闪忽闪地剧烈起伏。

到了地头，我把它放到地上，黄二婶也把孩子放到了地上，我们开始给地里施肥。

当地农民把这种活不叫“施肥”

，而是叫“种化肥”

。

那个时候化肥比粪肥更加金贵，粪肥可以自己生产，不用花钱，化肥可是花钱也常常搞不到的好东西。

所以施化肥的时候农民更加小心翼翼，把化肥袋子先按照等距间隔一袋一袋地卸到地里，然后从解开的化肥袋子里小心翼翼的捧出化肥，一捏一捏地把化肥“种”

到庄稼根部，接着再过水，过了水化肥就溶解到地里，可以供庄稼吃了。

因为我干多干少反正也不记工分，又不会向当地农民那样偷化肥，所以我享有充分的自由，跟谁干，在哪一块地里干，都由我自己。

黄二婶领化肥的时候跟我排在一起，她下地上工的时候都要背着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也让我同情、怜悯，所以拉上化肥以后我就跟在她的身后，帮助她“种”

化肥。

这样，我“种”

化肥的数量和面积都可以算在黄二婶的头上，最终转换成工分值成为她的劳动成果。

我跟黄二婶在地里劳作，花姑娘就跟黄二婶的娃娃在田头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