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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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汇传进楚砚溪的脑海，与此同时，这具身体的记忆碎片也迅速涌了进来，让楚砚溪大脑一阵胀痛。

又穿越了！

楚砚溪迅速整合着涌入的记忆碎片。

她穿越到了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阵痛期，而她，是红星纺织厂，一个效益滑坡、人心惶惶的纺织厂的女工。

好消息是，她的名字也叫楚砚溪，技校毕业后进厂当工人，并没有成为《破茧》那本书里的受害者女性。

坏消息是，她现在身处的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八人间集体宿舍，居住着像她一样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年轻女工。

楚砚溪在这个世界的“家”

，位于厂区边缘一片低矮破旧的筒子楼里。

两间房，挤着她、一个沉默寡言、身上总带着机油味和烟味的父亲，以及一个身体孱弱、终日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母亲。

她的父亲楚建国，是红星厂的老钳工，八级工，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骄傲了一辈子。

如今，这份骄傲在“下岗分流”

的传闻面前，变得摇摇欲坠，化作了更深的沉默和偶尔酒后压抑的怒吼。

楚砚溪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昨晚，父母与她的对话。

饭桌上，父亲的眼神复杂，既有指望她稳住这个家的期盼，又有不愿她重复自己命运的无奈：“小溪啊，在车间机灵点，别学你爸，一辈子就会闷头干活。”

楚砚溪“嗯”

了一声。

楚建国闷了一口廉价的散装白酒，声音沙哑：“现在这光景，老实人吃亏啊。”

楚砚溪的母亲王桂芬，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添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愁绪：“你少说两句，让孩子安心吃饭。

她爸，要不要给车间主任送点礼，莫让他为难溪溪。”

这个画面告诉楚砚溪，她在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家，但这个家现在因为下岗潮的冲击而愁云密布。

楚砚溪不动声色地睁开眼，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集体宿舍狭小逼仄，放着四张锈迹斑斑的双层铁架床，墙壁上贴着过时的港台明星海报，角落堆放着脸盆、暖水瓶和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女工们大多面色憔悴，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对生存的焦虑。

这是哪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又是谁？

楚砚溪一边思索，一边对照《破茧》那本书里的背景与情节，她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对面下铺那个蜷缩着的身影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稚嫩的姑娘，名叫阮小芬，顶多十八九岁，来自更偏远的山区。

此刻，她正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抽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线，楚砚溪锐利的眼神捕捉到那张纸上隐约的红色印章，还有“江城第一人民医院”

、“催缴通知”

、“手术费”

等字眼。

楚砚溪心脏猛地一沉。

又是这样。

和乔昭然、春妮一样，都是《破茧》纪实小说里的悲剧剧情，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1998年。

阮小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破茧》的文字里，记载着她的一生。

阮小芬，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试纺车间女工。

在199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同无数草芥般微不足道，其命运轨迹是观察那个剧烈转型时代底层牺牲品的典型样本。

档案记录显示，阮小芬家庭成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