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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碑 一（第7页）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关于宋太宗一朝政事的记载，有两个显著的反差：一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也是比较突出的；二是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了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有一些涉及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可是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在《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最明显。

本来，在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史官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

的余脉。

比如，苻坚的寡母曾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

了。

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

当然，这在封建时代已属凤毛麟角了，迨至宋代之后，史官的这种优良传统已经完全断绝了。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很显著的。

继位之后，他大体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做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这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

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

几个字一笔带过。

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野史、杂记多所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

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出面干预有直接关系。

他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

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

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

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

而且，本人亦自诩：“朕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

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

我已经告诉宫中，把那些进来年头多的统统放出去。”

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他的鬼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

南宋初年的王铚在《默记》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青州人携一十许岁小女，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给强买下来。

太祖听说后，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

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