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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西游（第9页）

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庶人生育，另一方面，将囚犯和年龄超过二百岁的新晋老者悉数投入生产制造业。

吴家自战乱中幸存下来，吴锐却在行商途中落水罹难，落入上天之手，逃过了成为燃料的劫数。

同样自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宋彝迁居到了渝州，归隐山林，潜心研究民俗文化，编纂了涵盖了饮食、历法、土木、农耕、服饰、刑罚、宗教等领域的大量著作，甚至还开发了一道名叫毛血旺的川渝名菜（20）。

吴承恩并不知道这些，据《汝忠杂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路过阿房宫遗址，最终独自一人前往西域，不知所踪。

《汝忠杂记》就此戛然而止。

几十年间，一僧一士，经历何事，除寥寥数语外，无从得知。

庆阳二十一年，江宁城的集市上出现了一位独臂僧人。

僧人“负箧独行”

，在城东的同文书馆外拦住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说书人沈彦才，“饮水三碗而去，遗书两卷，其中多玄妙”

。

沈通宵达旦，屡屡拍案叫绝。

而在首次公开说书后，同文馆的听书人数迅速增长，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沈彦才的名声，也随着这部作品的流传而名垂史册，位列后夏四大说书人之首。

毋庸置疑，这部作品便是《西游记》。

最后的西游

《西游记》的流传迅猛至极，到庆阳二十二年春，已传遍全国各地，上至天子，下至夷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品采用白话文言，几乎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其流通程度远甚四书六经，仅次于《三字经》这类歌谣式的育儿读物。

平易近人的语言却只是作品广受欢迎的表层原因。

更重要的是：与早前作品相比，《西游记》大幅脱去了作者的个人立场，借用神话、史诗和怪谈，以近乎悲天悯人的口吻，冷静甚至颇具幽默地讲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长途苦行。

全书共计一百回，其中，前七回讲述了灵猴孙悟空修行、改命、闹海、受禄、大闹天宫、迎战天军，最终被佛祖只手降服，困于五行山下五百年；八至十三回讲述唐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身世，十三回至二十二回则讲述了他先后遭遇和招揽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与白龙马的过程。

自此，四人一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普度众生，修得正果。

吴承恩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在书中昭然若揭。

早年对秦汉魏唐时期的历史的浪漫狂想、少时与宋彝和圆忠的亲密关系（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做官期间的不得志（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动乱期间对国政的失望与对个体渺小的感慨、晚年与法智的精彩论辩与反思（书中与妖魔鬼怪的战斗大多半文半武）……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零零碎碎的对照。

这些私人经历与感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甚至成为了他们著书立说时的论据。

而对布衣百姓而言，《西游记》与早前的众多作品不同，不预设任何种族立场，以各地的长生之法演化历程为本，向世人描绘出一幅五彩斑斓、气势恢宏的山河绘卷。

庶人对长生的渴望、曲解（以吃唐僧肉得永生尤甚）、憎恨、利用、认同，士人对庶人的漠视、压迫、贪婪、悲悯、亲近，乃至士人与士人、庶人与庶人间的复杂关系，均在书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呈现。

同时，与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早期作品相比，《西游记》中引入了大量对底层人民和边缘人士的描写。

在这些下级角色中不乏形象丰满之人，但是在伴随着西天取经而来的不温不火的清剿过程中，却往往只有头目得以幸存，其余小妖小怪大多只能落得被“悉数打死”

的命运。

由此产生的强烈宿命感深得人心。

刚刚从风雨飘摇中恢复过来，却又被历史裹挟着前进的世人，或多或少都能从《西游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天时法》改变了夏朝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带来了精神风貌上的变革。

那么，《西游记》一定是这场变革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推手。

它更进一步促进了上下阶级的意识融合，并以自身为梁柱，成为了后续大量衍生作品的支撑。

士人与庶人都开始参与这场文化创作的盛宴。

据统计，在庆阳年间，可考的衍生作品有小说三百九十六部，剧本一百七十七部，诗词歌赋四万零六百五十首，议论文六千七百八十一篇。

仅就叙事类文学来看，其延伸方向分为角色（包括《罗汉谱》《大唐白龙传》《西天演义》等，其中，《西天演义》独树一帜，以地方妖魔为主要角色，而非唐僧师徒）、情节（代表作品有《西游记续》和《西游净坛篇》等）、思想（诸如《佛国外史》与《金木魂》）等，此外，还有围绕吴承恩的生平展开的传记性的历史故事（这类作品多以吴承恩与法智的经历为核心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