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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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之五（第4页）

一个立方米差不多两千克出头，我们带的臭氧又并不纯。

我又算了算我们每年的生产能力，一拍脑袋想，坏了，这不是杯水车薪嘛！

我去找技术部的负责人，平头年轻人敲了下我的脑袋。

他说：“别提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你有白面馒头吃，你看看外面的流民，谁他妈吃得饱。”

“那整个计划呢？”

我问，“这么多的器械——”

“球用没有！”

他把手上的A4纸往桌上一撂，“你现在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你看你都算得出来，我们心里还不清楚？”

我有些懵了。

他看我不走，又跟我说：“我跟你讲，臭氧层修复的唯一的路子，是让它自己慢慢恢复。

我们就是骗点粮食补助——你别摆这个表情，你觉得你很不道德，你再看看别人，每个时代都有吃香的喝辣的家伙，现在还有人天天能吃火腿和蹄髈信不信？他们在金字塔塔尖儿上，他们又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搞个假工程，也就混口饭吃。”

那时候我特别沮丧。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曾经支撑着我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骄傲、自豪与满足感在一夜之间**然无存。

我去找老张，老张说，他早就知道。

“没办法的事情，过得好就行。”

他说。

我想起暴徒面前无动于衷的老张。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懦弱”

了，因为没什么值得他保护的东西，太阳能电板，整个工厂，十二平方公里闪闪亮的硅光板，全是废物。

与此同时心底又生出莫名的悲戚。

最后连老张也变了。

人心不古。

再过了两年，老张在春天生了场病去世了，在乱世里算是寿终正寝。

我继续在戈壁滩上混日子。

后来境况稍微好些，我就从老张的书架上拿出书来开始自学，打算继承一下老张的手艺。

四五年之后我离开戈壁滩，阴差阳错间还通过学校联系到了老张曾经的学生。

从那里我也听说了老张的故事，他以前在林业大学教书，老婆儿子是养蜂人，每年春天追着槐花开花的脚步，从南到北。

老张研究蜜蜂，到了开花季也跟着一起跑南走北。

有一年路上，车胎被人偷了。

一家人合计着，临时换旧胎。

没开出十公里，车胎炸了，高速上出车祸，车头撞到路桩，扁了一半，这样出发时的三个人就剩他一个。

受了打击之后，老张就有点疯癫了，把蜜蜂当作他的儿子，对学生也穷极苛刻。

学校里没辙，给他办了个提前退休，请回家去了。

一直等到见着我，又把我当儿子，像教儿子一样教我。

难怪他特别恨贼。

难怪他见不得孩子们受罪。

我一直和别人一样叫他老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接管我的教育、直到死亡的那些年里，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是被时代的车轮扔下的一代人，我们在无尽的避难和饥荒中度过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