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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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分别后，我们行走在陌生街道，走得很慢，沿着有水的地方。

建筑里的灯光像夜幕上的点点萤火虫，全息霓虹广告计算着人们的脚步，然后适时展开。

再次见到高维，她一下将我抱住，身上还是那股流星雨的味道，我们用梅子酒将相识的快乐重新温热。

我们同她分享窥来的消息，我保存着同步数据库的路径，发现中心总部根据能力高低将失语者分为不同的纵向等级，部分失语者被标上蓝、黄、红几种色谱，颜色越深，能力越强。

而阻滞剂已通过实验，很快便会量产。

另外，还有国际军方介入，他们想继续开发失语者的能力，应用到国防军事或通信技术中，下阶段实验还需更多数据做参考。

一边是抑制，一边是开发。

“得打起精神来了。”

高维说。

她帮我剪掉了长发，阿凯倒有些心疼。

就像一种仪式，我准备告别什么，自私、脆弱、散乱。

短发是个不错的象征，是我人生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转场的隐喻。

阿凯捡起地上的一缕说要留作纪念，我笑着点头。

晚饭后，我做了几道甜点，阿凯将蛋糕一扫而光。

高维则对失语者共享知识的能力异常惊喜，来不及擦掉嘴边的奶酪，提出一个类似于“通感单元”

的大胆设想。

“不过，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她说，“接下来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第二天，我进入城市，在图书馆电脑上建立了网络路径的接收端口。

之前留下的信息等于告知他们，想联系我，就按着这路径轨迹去往一扇关闭的门，而现在，我一旦将门打开，他们便会蜂拥而入，沿着门后的甬道，发现我留下的微弱信号。

我用了三层加密算法将现在的地址隐藏，他们找不到我。

接连几天，我泡在图书馆，捕捉细密蛛网上的微微颤动。

不久，我收到一段视频。

在我们带走失语者后，几位中方老师和国际督导身体受到重伤，在医院等待救治。

接下来是一位国外督导在秘密房间接受询问，对面的人没出声也看不见模样。

督导眉头紧皱，勉力回忆当时的情况，支支吾吾的，嘴里蹦出几个模糊不清的英语单词。

之后，他眼神定在对面的神秘人身上，神情涣散。

不久，神秘人的双手入镜，递给他两幅刚完成的素描画像，他点头。

视频特意静帧展示了那两张画像，竟是我和陈以然。

画面切回他，他恢复神智，开始有条理地讲述那天发生的事：“我们两辆校车本来要去机场，结果在半路被两个危险的失语者劫持了，他们用自制武器袭击了所有人，包括他们的部分同类，谁反抗就会被殴打，我和几个老师都受了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