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第2页）

我也跟她把协议签明白了，以后我和她再没有什么关系。

这技术是个祸害，让人变得永不满足，把希望都搁在别处。

我读了不少历史书，人不能这么玩。

我有钱，但我不会冬眠，我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冬眠。

然而更多的“剩人”

，并没有主动选择的能力。

他们就像郑一诺曾经担心的那样，被冬眠者抛弃在“当下”

。

冬眠技术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1世纪60年代中期，夫妻关系几乎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父母与子女的脱离。

人们开始从观念上认为，儿童的抚养和教育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责任。

但转变并非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未成年弃儿作为一种特殊的“剩人”

，一度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

其中，那些经历过传统家庭生活的孩子，被抛弃之后受到的伤害往往更大。

祁苏然在十九岁时因非法闯入冬眠城而入狱，本书作者形容她“清秀文静，举止颇有古风”

：

我当时在读初中。

我爸妈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未来？”

我说：“好。”

在法庭上，法官也问了我同样的话，我的回答也是“我想去未来”

。

然后他们却不辞而别。

从那天起，我的未来变成了一个无底深渊。

他们什么都没留给我，而我还要活下去。

有时候我在想，我宁可他们是要离婚，两个人争先恐后地不要我了，而不是他们去往同一个未来，把我留在现在。

我去地下城，是想找到他们，唤醒他们，问问他们：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祁苏然出狱后不久，因制造脑芯病毒再度入狱。

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狱中度过，没能找到她的父母。

如果抛弃孩子还能算作新闻的话，抛弃老人就太常见了，简直难以激起舆论的涟漪。

舒澜的独女在三十五岁时，卖掉了母女俩共同居住的房子，换成去往四十年后的冬眠“车票”

。

一无所有的舒澜把女儿告上法庭，希望法院能把她强制唤醒：

我供她读到博士，怕她没有婚前财产，结了婚吃亏，把自己的房子也转到她名下。

我这辈子工作到退休，也就才还完房贷呀……我现在的退休金连房租都付不起，我可怎么办呢？

她的官司应该失败了，因为第一位被父母强制唤醒的，是太空建筑师漫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