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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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页）

在小妙十三岁那年，我发表了论文《冷冻休眠通过激活Cryosleep信号通路延长小鼠寿命》，很多媒体把这个生物学上的发现简化为“冬眠”

，不久，我们也习惯了这个更通俗、更简短的说法；还有一些报道，忽略了论文的其他重要贡献者，称我为“冬眠之母”

。

我虽不敢为此沾沾自喜，却也没想到这夸张的赞誉，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

在冬眠领域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个研究的应用方向是人类冬眠，只是苦于无法用人做试验。

从小鼠到猪、猴子，在短短一年之内，世界各地的学者极快地重复并完善了我们提出的实验方法。

2024年，我收到了瑞士伯尔尼医院的邀请，他们在信函中，不仅明确提出希望我能与他们共同探索冬眠技术的医疗应用途径，更提及瑞士正在修订安乐死相关法律程序，允许医学意义上的绝症病人自愿参与冬眠试验。

我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了漫歌形容的“召唤”

，我开始相信，突破冬眠技术关卡，让人类走向永生，是我此生的“使命”

。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回复了“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加入你们”

，然后才意识到，我的女儿方妙这一年正要参加中考。

我知道她需要我，但我也需要去伯尔尼。

我和小妙面对面深谈了一次，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告诉她，我在研究什么，我的研究成果会带来什么。

她很冷静地回答我说：

你的工作很重要，妈妈，你去吧，不要担心我会受到影响。

在争取到丈夫和父母的支持之后，我收拾行囊出发了。

临行之日，小妙和她爸爸一起去机场送我，她笑着挥手，然而笑得很难看，抿着嘴，什么话都不说。

我几乎不敢看她，草草拥抱，落荒而逃。

我相信她把自己当时的思绪，写在了李子萱女儿的眼睛里和郑一诺的话里—她肯同意我离开家的唯一理由，是她爱我，无法拒绝我。

其后的几年，我每年只在家里待不到一个月，当然，寒暑假的时候，我会把小妙接到伯尔尼。

2028年，她去杭州读大学，给我发消息，说自己时常咳嗽，从夏天咳到冬天都没好。

我以为她是不适应新环境，只嘱咐了一句去看内科。

寒假她来瑞士找我，我见她依旧话说到一半，就捂住嘴说不下去，便安排她去医院里做了体检。

在实验室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然而医生要求我陪小妙一起去做CT。

我问：“她只是咳嗽，为什么要做CT？”

医生说：“你必须去。”

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

她才二十岁。

我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免疫治疗给了我们一点时间，但很快就失效了，国内的朋友建议我们去休斯敦求医，然而我很清楚瑞士的医疗已经是世界顶尖的水平。

医生那天下午四点来病房“宣判”

，一字一句告诉我们，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她不曾说出口，但我知道她不甘心。

小妙对自己的期许很高，可谁能想到这样的惨剧会降临在她身上？她短暂的生命，只来得及如饥似渴地学习，却未能有所表达，有所成就，又怎会不遗憾？她曾对我开玩笑说：“妈妈这么了不起，以后有人把你写在书里，我就来做你人生的注脚。”

然而她又说：“真奇怪，在定义一个女性时，人们只会从她的家庭和孩子来判断她。”

我笑了，她多明白，又多可爱啊！

都这个时候了，她还在担心我呢！

她说：“你看他们写那些成功的女科学家，关心的都是她的风流韵事，她不够圆满的家庭，她对孩子关爱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