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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君托社和报纸（第3页）

他在这件事上对我鼎力相助，以后的日子里，他同样对我关照有加。

维龙先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跟我提起了那笔欠款，但他并没有催我还。

我还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他再宽延一段日子，他答应了。

后来，我一有足够的钱就连本带利全都还给了他，同时向他致谢。

可以说，我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过错。

不过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梅莱迪斯的父亲曾承诺要为我们的印刷店提供费用，他果然做到了，不过只提供了一百镑，但他欠另外一个商人的钱甚至超出了一百镑。

那个商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把我们告到了法院。

我们虽交了保证金，但如果到期仍不能偿还债务的话，法院很快就会判决并没收印刷机和铅字而后拍卖，而且是半价拍卖。

到了那时，别说是我们宏伟的事业蓝图了，连同我们自身都会毁于一旦。

就在这紧急关头，两个真正的朋友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虽然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却给予了我同样的善良和友谊，这让我终生难忘，哪怕我只能记住一件事，也不会忘记他们。

我从来没有请求过他们，但他们却主动为我提供资助，这些钱能让我完全独立经营了。

他们劝我不要再跟梅莱迪斯继续合作下去，因为他整天就知道醉醺醺地走在大街上，或在啤酒馆里玩低级游戏，这有损我的声誉。

这两位朋友分别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

我对他们说只要梅莱迪斯父子能够履行协议，我就不能提出散伙。

因为他们的确帮过我不少的忙，只要他们尽力，我就有义务跟他们继续合作下去。

但如果他们最终无法履行合伙协议的话，我就只能散伙了，到那时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接受朋友们的帮助了。

这事姑且拖了一段时日。

有一天，我对合伙人说：“你父亲大概不希望我们两个共同经营业务，所以才不愿为我们垫付款项，假如你一人经营的话，他肯定会为你垫付的。

如果这是真的，就告诉我，我立刻退出，东西全归你，咱们从此分道扬镳。”

他说：“不是这样的，我父亲倒是真的为此感到失望，他的确无力垫付款项，我也不想再让他伤心，我看我不适合干这行。

我从小务农，三十岁进城才做学徒干起这个行当，这可能完全是错的。

很多威尔士人准备到北卡罗来纳去，听说那里的地价很便宜，我也准备随他们去那里，重操旧业。

你可以找其他朋友帮助你了。

假如你肯将债务归于你的名下，愿意为我父亲偿还一百镑，再为我个人偿还一些债务，再给我三十镑和一副新马鞍的话，我就退出合伙，这儿的一切全都归你。”

我立马同意了这个建议，书写成文，签字盖章，然后给了他想要的。

他很快就去了北卡罗来纳。

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寄来了两封信，信中描绘了他在那片新天地所享受到的一切美好，比如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还有他的耕作，他本来在这方面就是内行。

我将这两封信登在报纸上，吸引了不少读者。

他一走，我就找到那两位朋友，向他们寻求帮助。

为了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从他们为我提供的援助中各拿了一半，偿还了所有债务，并以我的名义开始独立经营这家印刷店，然后登报公布我们的合伙已经解散。

这大概是一七二九年前后的事。

大约在这个时候，公众发出了要求增加纸币的呼吁，因为本州只印了一万五千镑的纸币用于流通，而且纸币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减少。

富人们则反对增加纸币流通，担心会像新英格兰那样造成货币贬值，损害他们作为债权人的利益。

我们在君托社将这问题拿出来进行讨论，我赞同多发行纸币，因为一七二三年那次少量增加货币的政策确实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效果——增加了贸易、就业和移民的数量。

而现在，我们满眼所见的是，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正在建设中；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啃着面包，第一次在费城的大街上闲逛时，胡桃街、第二、第三街的房子等，许多地方都张贴着“待租”

的条子，板栗街也是这样，这让我觉得费城的居民好像都在向外搬迁。

我们的争论让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此，我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并将它印成了小册子，题目是《纸币的性质及其必要性》，受到大众的欢迎，却遭到富人们的排斥，因为它让加印纸币的呼声更高，而他们当中却无人能写出一篇文章来予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