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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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寂静花开（第3页）

他笑了笑，递给我一杯水，我们依在桌子沿上聊天，想多年的街坊，蓦然间相逢，一种稔熟的感觉在彼此间穿梭。

他叫罗念庄，在英国留学，刚回国，阮石是他父亲的至交，他来是见习一下市场的，并不属于阮石公司的员工。

我们东一下西一下地扯，从伦敦的绅士扯到我的朋友去英国留学，与英国男孩子同居后误以为就是恋爱了，结果，某天男孩子收拾起行李很是平常地跟她说再见时，她张着嘴巴说不出话，只会哗啦哗啦地流眼泪，差点把英国男孩给淹死。

罗念庄托着杯子乐：后来怎样了？

后来吗，我的朋友用眼泪把英国男孩冲掉了。

包里的手机响了，是杂志社司机，告诉我书已经搬完了，问我是不是现在回去。

我说好吧，我马上下去。

合上手机，看见罗念庄的眼里有一些恋恋的，似乎聊得未曾尽兴。

我说：楼下车在等我呢。

罗念庄做了个表示理解的表情，冲过拉门时塞给我一张名片：跟你聊天很愉快，能把你的电话留下吗？

我喜欢这个眼神干净的男子，我从不使用杂志社同意印刷的名片，在一长串的单位地址后面加上自己名字，活脱脱就像在一件衣服上打上品牌标签，而这些标签，除了张扬一些人的虚荣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宁愿不厌其烦地撕本子，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虽然我的字，很丑陋，但，它是仅仅属于我的痕迹，罗念庄捏过去那张写着我的名字和电话的纸条，一字一句地念：万禧，3875178。

车转弯时，看见罗念庄跨在走廊的窗户上，朝这边摆手。

回办公室不久，主编过来问有没有拿支票？

我莫名其妙：跟谁拿支票？

主编的脸刷拉沉下来：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送书的同时结算最后一笔赞助费嘛，阮总也没提？

我委屈：你又没跟我说还需要我去拿支票，阮总不在公司。

主编的灼灼气焰消下去一点，可能感觉自己态度不太好，转而找台阶下，自言自语说：哦，我没跟你说拿支票的事，我糊涂了。

其实，我知道，主编的心，现在是七上八下的几只桶正直晃**呢，以往，杂志社撞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杂志出来后，赞助商千般挑刺万般找毛病地拒绝付剩余款项，杂志社只能哑巴吃黄连。

我到阳台上偷偷给阮石打电话：剩下的款你再不拨过来，我们主编的心脏病就犯了啊。

阮石说他正在市里开行业会议，晚上可能要统一住酒店，问是不是可以改天？

我说：这事跟我无关，我纯粹是多管闲事，看你的方便吧。

本想跟主编说一下的，拿起内线电话，拨完号码又放下了，吃文化饭的人，个个都是是非篓子，场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也是为数不少。

无事还生非呢，何况已是有事，飞言流语更是便当。

大半个下午，没有事做，跑到阳台上看还有没有柿子，阳台的外面，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站在阳台上伸手就可摘到红彤彤的柿子。

柿子树枝光秃秃的，红彤彤的小玩意早被别人先下手为强了，惟有两个挂着的，在树的最顶端，没人搂地着，即使搂着了也是落在地上变成泥巴的份，所以，没有人枉费力气。

我望着它们，叹气。

想，别人对它们的心态，是不是就如我对阮石？知道是摘不到的，才不去爱？

无所事事，恹恹地给粟米打电话，她的声音，却让我大吃一惊，有点话剧的表演色彩：亲爱的，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去香格里拉得了。

我说：粟米，你吃错药了？你埋单我就去香格里拉。

粟米不管不顾：什么？不必来接我了，我打车去行了。

然后我听见粟米咯咯地笑着，转到另一个方向：李太太，晚上一起去怎么样？

我乐了一下，明白了粟米，又在演戏给李太太看，虽然人家未必相信，但她演得真切而乐此不疲。

想想粟米，也够她辛苦的，即要打点时装公司的管理事务，还要时不时被李太太防贼一样地盯着。

李太太是有闲阶级，和牌友门搓完麻将，第一件事就是到店里晃悠一趟，算是无言的示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