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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本增兵谋决战 大清求和失先机（第12页）

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如今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

第二天，日本约见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谈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同时日本驻华公使小村正式照会总理衙门，驻天津领事也正式照会李鸿章。

日本人的照会有三条：

一是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剿办；

二是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

真是岂有此理！

李鸿章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朝乱已平，何须中日军队共同剿办？朝鲜内政中国向来不问，由朝自主，日本有什么资格插手？

直到此时，李鸿章依然没有看出日本人准备与中国开战的意图。

当时袁世凯和叶志超都提议驻牙山的清军去汉城，李鸿章分别给袁世凯和叶志超发电，认为日本意在逼使朝鲜搞好善后，并无与中国开战的意思，如果牙山的清军去汉城，反而会积疑成衅，贻害大局。

总理衙门综合李鸿章等人的意见，电令汪凤藻就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照会日本：

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无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为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变乱平定后应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即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

中国拒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正是日本所期望，陆奥宗光亲自起草照会，不但不同意撤军，而且表示要自行改革朝鲜内政：

对于朝鲜目下的情势，中日两国，所见各异，甚为遗憾。

征诸已往事迹，朝鲜半岛之所以常为朋党争斗、内讧暴动之渊薮，而屡起事变，实在由于完全缺乏其为独立国责守之要素。

鉴于我国与朝鲜疆土接近，仅隔一苇之水，在贸易方面固然具有重要关系，总的来说，日本帝国对于朝鲜的利害关系，极关重大。

因此，如对该国此种惨状，袖手旁观不加援助，不仅有乖睦邻友谊，且与我国自卫之道而驰。

日本政府为保障朝鲜之和平安宁，毫无疑问地必须实施各种计划。

是以在获得足以保证该国之安宁及政治走上轨道办法以前，深信撤退驻在该国的帝国军队并非得策。

此不但符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朝鲜的善后事宜，亦不得不然。

本大臣如此披沥胸襟，开诚相告，纵令贵国政府仍不能府鉴此意，帝国政府亦断不能下令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川上操六看到这个照会，拍案赞叹道：“这就是一份与中国绝交书，痛快至极！

陆奥大臣的一支笔，真抵得上一个师团。”

陆奥宗光得意道：“改革朝鲜内政，本来就不是为了调和中日关系，而是以此促成破裂之机，变阴天使降暴雨，使中日终决高下。”

日本不断增兵，到了6月26日（农历五月二十三），驻朝日军达到万余人，其中八千余人驻汉城。

身处汉城的袁世凯已经看出日本的野心，他们并非要改革朝鲜内政，而是有意与中国争夺朝鲜。

当年他曾经两次平定朝乱，但那时候他手里有军队，如今，清军只有两千余人，根本无法与日军较量，就是这两千余人，尚在两百里外的牙山。

使馆周围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出现，以至于袁世凯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内薪米缺乏，幕僚们纷纷请辞，最后只剩下袁世凯和副使唐绍仪两人及两个打杂的朝鲜人，文牍电报，都需要袁世凯亲自处理。

身陷朝鲜，危险万状，袁世凯再次请示李鸿章，要么派重兵到汉城来，要么他就撤回去了，不然束手待毙，难免受辱。

日军分扎汉城和仁川，已经占据地利，如果派兵过去，容易生事；如果驻扎较远，则多派兵和少派兵没有区别，于是李鸿章发电给袁世凯说：“日索三端，总署与我均力拒。

彼若借兵胁朝允行，则断不可允。

朝欲我先撤兵亦谬妄，原议华、日同时撤最妥。

此外如有别项要求，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辩驳，勿怖勿馁。”

李鸿章既不添兵赴朝，又不允许撤回？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原来，他正在请俄、英两国调停，希望日本迫于英俄压力而撤兵回国。

但他的这番如意算盘，在精明的日本人面前，打得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