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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第1页）

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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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以女子之身，于李唐最盛时夺取神器，并成功地掌握天下十五年，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而是因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

一个在传统伦理上居于先天性弱势的政权何以能维系如此之久？持正面意见的认为，武皇大力打击高门士族，为寒门庶族上位大开方便之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统治基础稳固，并以她大开科举、破格用人来加以论证。

持反面意见的则认为，武周政权属于典型的僭主政治，无非权术治国，尊君卑臣，自始至终独裁到底，他人无从挑战而已。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

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一职，以资历较浅的低品级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已逾半数，位望既低，无力对抗皇权。

与此同时，武皇大力扩展宰相数目，常年维持在十人以上，并频繁更换，任期短的仅一个月左右，平均任期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比太宗高宗时期的更替频率高出三倍。

从太后临朝称制时期算起，武皇任命了七十五位宰相，大多或杀或贬，她去世之际还留存在世的宰相仅有四位。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诸相终日战战兢兢，只虑朝不保夕，不敢轻易有所作为，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监督君权的意义遂形同虚设。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

其实武皇打击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她毕竟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先是武周政权是否稳固，而非认清时代潮流、专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服务的革命公仆。

只是如何进行客观评价，有必要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

比如对士族的打压，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击关陇豪门，三人并没有事先商量，步调却惊人的一致，只能说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武皇不过因势利导，沿用既定国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变迁也同此理，因首创群相制及“参知政事”

“同中书门下三品”

等花样繁多的编外宰相职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

为了削弱相权，自太宗开始，位高权重的尚书令一职虚置，由左右仆射共同打理事务，后来更连左右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之职也失去了议政之权，只有中书省的两名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两位侍中共四名法定宰相，其余全是编外人员。

武皇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算依样画葫芦，只是更进一步连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额，甚至出现三省俱无长官，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

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这些编外宰相来集体议事。

而到了玄宗时代，则连“同中书门下三品”

都较为罕见，普遍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来代行宰相职位了。

可见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台都要施行的，不独武皇，功过都不应该由她一个人来背。

三省六部制对专制君权的确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中国传统政治总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规定诏书由中书省出，门下省封驳，皇帝只有批复的权力，一面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称之为“墨敕”

。

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后，就曾不经中书门下自己一口气提拔了十几位官员上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得以大权独揽并非某些人说的“制度外的成功”

，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

其实她以周代唐，母夺子位，说来并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这顶帽子，大臣对她的服从，更多的是因为视她为李家的主妇，而非武家的女儿吧。

综上所述，武皇的独裁作风主要得因于她本身的性格倔强刚烈，飞扬跋扈，不惮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太宗开创的各项政治制度表现为以利用修补为主，并没有原则性的破坏。

因此在她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臣下的意见重新得到重视，宋璟便三次退还武皇的诏书，拒绝奉命行事，武皇也无可奈何。

君主的个人意志终于让位于制度，敢于监督和制约君权再度成为人们公认的名臣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