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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第1页）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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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约成稿于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倘要问我为何对明末儒学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其中有某种西洋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见解，而是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的一种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动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学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

例如，我将自己的九州大学毕业论文题名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

该论文立足于西方存在论，解释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与西洋哲学相同的内容。

当时我还自我满足于这种看法，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谈中国人不识自家珍宝的错误。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最终我痛感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

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那也无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纯粹经验论和直觉主义，始终只是记述而已。

因为这种方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当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洋学风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还自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

、“崭新的”

方法。

然而，这和真正的“创新”

相差十万八千里。

对此，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从而促使自己从外表浮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

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去进行探索。

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才促使我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

说来并非偶然。

由于种种原因，我在中学和高中时代曾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于是为消闷解愁而开始阅读哲学书，并对禅学产生了兴趣，这样一直熬到了高中毕业。

当时由于家境贫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念头。

幸亏碰上了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他资助我离开了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大学学习。

本来，我曾打算上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师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洋伦理哲学。

但此愿未遂，于是不得不进了九大。

当时的心情，不免有些愤懑而无奈。

然而，也许出于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的导师楠本正继（1）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在整个大学时代，为了从这位伟大的先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我如醉如痴、竭尽全力地学习。

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经常立足于用西洋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

其间，虽然也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但正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于坐禅。

数年后，我便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回到恩师门下聆听教诲。

那时战争已经逼近，但我仍在恩师家里阅读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并记述恩师的语录。

遗憾的是，所记原稿在美军飞机空袭时丢失了。

当时我发现，恩师的学风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到从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