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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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块头巨大，可能重达二十吨。

传送带把煤投入煤缸，煤缸被运到主干道，架到不停循环的钢缆上，最后拉入笼车。

然后煤缸被吊起来，到地面后用筛子过一遍进行分拣，如有必要还会清洗。

“渣滓”

——也就是页岩——会被尽量用来修筑下面的路。

所有不能用的就被运到地面上倒掉。

这就出现了庞大的“渣堆”

，如同可怕的灰色大山，成为矿区的特色风景。

当挖煤挖到机器切割的深度后，工作面就又前进了五英尺，于是架起新的坑柱，撑住新露出来的巷顶。

在下一轮班，就把传送带解体，往前移动五英尺重新组装。

切割、爆破和挖掘这三道工序尽可能安排在三个不同的班次，下午切割，晚上爆破（法律禁止在有其他人在附近工作时进行爆破，但人们并非次次守法），早班装车，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下午一点。

即使你目睹了挖煤的过程，很可能也只是看了一小会儿。

要在做了一番计算之后，才会认识到装车工们到底在做一项怎样艰巨的任务。

正常情况下，每个人要清理一片四五码宽的空间。

切煤机破坏了煤层，深入五英尺，这样的话，如果每层高三四英尺，每个人挖出、打碎、装上传送带的煤就有七到十二立方码。

这就是说，假设一立方码煤重二十七英担，那么每个人就要以接近一小时两吨的速度挖煤。

我对锄头、铲子的经验有限，只能勉强体会这般劳动强度的含义。

我在自己的花园里挖沟，如果下午挖了两吨土，就觉得该歇歇了。

但比起煤来，土壤算松的，而且我不必在一千英尺深的地下，忍受着令人窒息的炎热跪着工作，每呼吸一口就吞入一把煤尘，我也不用在开始之前匍匐前进一英里。

矿工的工作难度之大，对我来说不亚于表演空中飞人，或者在全国越野障碍赛中获奖。

我做不了体力劳动者，求求上帝，也永远别让我做，但有些体力劳动，非干不可的话我也能干。

我可以做个勉勉强强的扫地工，或者效率低下的园丁，甚至末流的农场工人。

但无论多么努力，进行怎样的训练，我也成不了矿工，这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能要了我的命。

看着矿工工作，你立刻意识到人们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这地下挖煤之处，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人们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听说，很可能大部分人甚至宁愿不要听说。

然而这绝对是我们地上世界不可或缺的对应物。

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从吃个冰淇淋到横跨大西洋，从烤一条面包到写一部小说，都少不了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煤。

维护和平需要煤，爆发战争就更需要煤。

革命时期矿工必须继续工作，不然革命就得暂停，因为革命也好、平叛也好都需要煤。

不管地面上发生什么，切煤、挖煤必须一刻不停地继续，或者无论如何，顶多能停一星期。

希特勒要踢正步，诗人要互相吹捧，围观板球的人群要在劳德板球场集合，煤就必须源源不断。

但总体上我们对此浑然不觉，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有煤”

，但我们很少或者从来记不起挖煤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坐在这里，在舒适的煤火前写作。

现在四月了，但我仍然离不开火。

每隔两个星期，煤车开到门前，煤装在泛着焦油味儿的结实的麻袋里，穿着皮短褂的男人把它搬到屋里来，哐啷哐啷地扔到楼梯下的储煤间里。

只有极少的时候，当我特别留意去想象时，才会把这些煤和遥远煤矿里的劳工联系起来。

这只是“煤”

——一样我必须拥有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