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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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午夜，娇娇妈再次癫痫发作。

这次，她不仅把我的虎口咬破了，还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一小块。

奋力控制住她的癫痫后，我和其他管教合力把娇娇妈抬进了医务室。

我先为她处置了伤口，然后便是漫长的看护过程。

姜高音瞟了眼墙上的挂钟，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呓语般地说道：“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总是夜里发病吗？”

我摇了摇头。

“我也是听说的，”

姜高音压低嗓儿门，“她的女儿就是在夜里去世的，有时候她晚上做梦会喊女儿的名字。”

姜高音叹了口气，随即又是一阵哈欠。

我劝道：“大姐，晚上我来陪夜，你回去休息吧。”

所里规定，病人若是发病，管教得陪同看护，但姜高音毕竟已满五十岁了，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又劝了姜高音两次，她才伸了伸懒腰，说等疫情结束后请我吃她包的香菇肉包子。

说完，她便离开了医务室，只留下我和**还处在昏迷中的娇娇妈。

在四下无人的寂静中，一段对话在我耳畔响起。

一周前，娇娇妈向我发问：“为什么要救我？”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难道延续一个人的痛苦也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我还是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娇娇妈不屑：“我怀疑你还在惦记那两包被我藏起来的毒品。”

我震惊、哑然，然后感到了深深的悲哀，我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不被理解而悲哀。

沉默良久，娇娇妈缓缓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

接着，她说：“为什么不放过一个要死的人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出那个始终横亘在我心底的原因。

此刻，在这个因为疫情而使全球命运相通的夜晚，望着躺在病**的女人，我从抽屉里取出曾被娇娇妈撕碎的娇娇的照片，将它放在床头，嘴唇开始不自觉地翕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在老家的一家三甲医院当住院医生。

有个小男孩从楼梯上摔下后昏迷，被送进了医院，成了我负责照看的小患者。

医生做了几次CT和MR检查，都没发现孩子脑部受到损伤，但不知为何，小男孩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通常来说，大脑功能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再加上药物的抑制作用，以及机器检查的确定结果，我便没有对小男孩的状况投注更多关注。

就这样到了第六天，男孩脑部突然大出血，根本没给我们留任何抢救机会，可怜的小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后来，上级派来的专家组经过检查发现，男孩脑干后方有一个非常小、非常隐秘的裂口，表面看着很正常，但内部一直在出血，积累到一定量后猛然把裂口冲破了。

至于责任，不管是科室主任还是放射科的同事，包括我这个住院医生，都有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