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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其人与红与黑（第6页）

在身体痊愈后，他又要求休假，去日内瓦求教一位著名医生。

从日内瓦出发，他又去了巴黎，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

1842年3月，司汤达在出席外交大臣的一个大型官方宴会后，于夜里散步返回住所，在林荫道上再次中风，并在被送回住所后的第二天离开人世。

我谈到的这些关于司汤达的事实毫无掩饰成分。

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司汤达的一生可以说动**不安，其人生经验比其他许多作家都要丰富。

确实，司汤达生活在一段个人和社会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自己个性所容的范围内，他获取了广泛的人性知识。

但是，在观察同时代的人与事时，观察者目光再敏锐，也难免受自身个性的限制，司汤达必然也有许多局限。

当然，他有着自己的优点：机敏而感性，个性稍显怯懦，但极具天资，勤奋，具有卓越的创造力，也善于与人相处。

然而他也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抱有荒谬的偏见，而且总是眼高手低；他多疑（也因此容易受骗），狭隘，苛刻，不谨慎，极度自负，又有极强的虚荣心；他沉迷肉欲且品味粗俗，行为**却又缺乏**。

这些我们所知道的缺陷，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

司汤达算不上职业作家，甚至不是一个文人，可他从不停止写作，并且几乎都是在写他自己。

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断，而且他写日记并非为了出版。

他在50多岁时写了一部五百页的自传，只写到他的17岁时就停止了。

尽管到他去世时这部自传仍未定稿，他却是准备出版它的。

他在书中编造了一些事情以美化自己，不过整体来讲，他还是诚实的。

他写了许多细节，甚至有不少地方一再重复，显得冗长、沉闷而难以阅读，但我认为读过这部自传的每一位读者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像他这样诚实地暴露自己，我们能写得比他好吗？

只有两家巴黎的报纸对司汤达去世的消息做了报道，看起来，他很快就要被公众彻底遗忘。

在他生前的两个老朋友的努力下，一家大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若非如此，司汤达可能就真被人遗忘了。

然而，尽管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圣·伯甫专门为司汤达写了两篇评论，公众仍然对他保持冷淡。

等他的作品受到广泛阅读，是下一代人的时候了。

司汤达从未怀疑自己的作品不会流芳百世，但按照他的预计，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它们才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很多遭受同时代人忽视的作家都会这样自我安慰，说后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

遗憾的是，这种事极为罕见。

后人实在粗心大意，也实在过于忙碌，他们只会着眼于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作品，无暇关心过去被埋没的文学。

因此，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在死后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司汤达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归功于一位教授。

这位教授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他的很多情形已不可考，人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大加赞赏司汤达的作品。

更为幸运的是，学生中间有一些日后出了名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在教授的推荐下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

在发现作品中有许多和自己这一代年轻人不谋而合的想法后，他们很快成为司汤达的狂热追随者。

希普里特·泰纳是这些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写过一篇盛赞司汤达的文章，称司汤达为从古至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撰写大量评论、研究司汤达的文章，直到今天，他已被普遍认为是19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司汤达凭借《论爱》和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出名，其中《巴玛修道院》可读性应该更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里面对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描写称得上脍炙人口。

但是，小说《红与黑》更加激动人心，更具独创性，也更加深刻。

正是由于《红与黑》，左拉称司汤达为自然主义之父，布尔热和安德烈·纪德则（不正确地）称其为心理小说的创始人。

这的确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

相比关注他人，司汤达显然对自己更感兴趣，他的小说常常将自己作为主人公。

《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司汤达一直想成为却又无法成为的那种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