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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宋学之大成朱子（第5页）

不过，要履行这三纲要的工作，必须顺次地实行那八条文，其第一步就是格物致知，朱子以为从前的《大学》一书在各章中都说到后六条纲目，而最重要的一条（格物致知）却反而付之阙如，所以他就补充而作传第五章，其文如下：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

……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本来是解释《大学》“致知在格物”

一句的话，可是这解释也不过把上述程伊川之言改头换面一次而已，所谓“致知”

，就是说加深吾人知识之意，所谓“格物”

，乃穷事物之理之义。

合而言之，致知在格物者，盖谓穷千万事物之理而得加深吾人智识之谓也。

原来，朱子以为，宇宙万物，皆太极之理之具体化，而太极之理皆在其中，即是说，人心之虚灵不昧之知与夫潜伏于事物中之理，不外都是太极之理，是以人能穷事物之理即所以完美吾人之知，苟今日穷一事之理、明日穷一事之理，积习而行万殊之理，本归一本，一旦豁然贯通，则凡百皆通而吾心之大作用乃明。

他更论心与理之关系云：“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存得心。”

（《语类》九）这说明了心与理之相依关系，更说要存心必须有敬、要穷理必须虚心静虑；（《语类》九）是以敬与虚静相互相依，乃到达致知格物之门云。

然而要认真地实行致知格物，那就不要有虚伪的发意，即所谓诚意，意诚则心自正，心正则身自修，是以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己之明德已全面社会之革新由是就成就了。

这就是《大学》全篇的主张，也就是朱子的实践道德论。

总之，朱子的宇宙论是以程子之哲学释周子之《太极图说》而建一家言，他的人性论是以他自己的哲学释《中庸》，以诚为一贯宇宙人性之理，而开展了他的实践道德观，并且又以他自身的哲学解释《大学》而力言格物穷理之道。

由是，《大学》《中庸》遂成为与《论》《孟》并肩的重要的儒家经典，以《学》《庸》《论》《孟》为根基而道学乃臻于大成。

统括以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五代之乱既治，天下归宋，自是潜伏一时之学问，乃澎湃而复兴，其时恰有范仲淹与欧阳修二杰出，政治上占显要之位而图学术上之复兴，是以天下学士，靡然响应，皆集二子麾下。

然二子之性格与学问，都各有不同，范仲淹可谓为纯真的道德家而欧阳修乃才气涣发之文学者，尚名节之学者皆集前者门下，悦文学之才士乃驰赴于后者门下，因是而前者遂形成了以《四书》为中心的道学派而倡导源于《易》与《中庸》之道德哲学，后者盛行以《春秋》为中心的名分论，遂形成号为正闰论的历史学派。

合二者而为一的就是朱子，朱子既已《四书集注》臻范派之学于大成，更以《通鉴纲目》而绍述欧阳学派。

是以我们可以说，朱子是集宋学之大成的人。

道德哲学，以《四书》为中心，其最后的结论不外说明道德之本始自人性，而人性之源，基于宇宙自然之理，是以道德哲学的最后，就是仁的研究。

高唱正闰论及名分论的历史学派，不外欲借历史以明君臣之义，最后归结，乃在于义。

综合此两面而为一家者，即朱子，而朱子之教不外仁义之道而已。

仁义者，孟子以来已成儒家恒言、中国历来的民族道德而非新鲜的东西。

可是，老守着从来的解释，已经不能适合新时代的精神了。

宋代学者所处者就是这必须革新的时代，政治上、思想上他们都处在民族道德的危机时。

五代之乱既终，欲天下统一则必须向辽、金之压迫抗争。

随着佛教流行，他们所奉的道德说基础亦已渐备，是以，他们忍受种种的苦难而侧重体验，潜心佛老之道而训练其思索，由是，体验与思索而构成的新的东西，就是宋学。

他们抛弃了训诂之弊，复归孔、孟之古家，而取出久已制就之新衣，按新时代精神，把这古装改头换面一次。

朱子，就是促成这古衣新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