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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清学之演变（第2页）

在被断定为东晋人伪作的二十五篇中，如宋、明儒者借之为论心性的典据的《大禹谟》篇也在其中。

抹杀了它，就可以差不多动摇了程、朱学说的基础，同时由江、王诸家所搜集的汉人之经注与程、朱之解释亦有很大的出入，这也是足以减轻人们对程、朱的信仰的。

胡渭（公元1633—1714年），是与阎若璩同时的学者字朏明，德清人，长地理学，曾参编纂《大清一经志》，著《易图明辨》十卷，辨明河图、洛书与《易》并无关系，这种意见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及黄宗炎之《图书辨惑》都已说过，故不能称为他的创见，不过也可以说到了他才把这问题更详细地研究了吧。

这样地从《易》里面排除了河图、洛书，就等于从根本上打碎了朱子《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的见解，同时也就是摇动了朱学的基础了。

下而至康熙、乾隆之间，安徽婺源，有江永（公元1681—1762年）出。

婺源乃朱子故乡，江氏尊崇其乡先贤之学而修朱子学，修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作《礼书纲目》八十八卷，又为《近思录》作集注，而于数学、音韵学造诣尤深。

戴震就是他的学生。

段玉裁、王念孙皆出自震之门下，自是以《说文》《尔雅》为基础的训诂音韵之学也就大兴，这些学问的发达，常常证明宋、明学者之经义并不成立，而亦动摇程、朱学说之基础。

其中戴震更从孟子搜集所谓道、理、性、情、才、心之用例，归纳地加以考证，比对孟子与宋、明经学之说明，乃知宋、明学者之集注与原义乃大有出入，这个所给予程、朱学说的打击，更为重大。

这样的各方面的研究，都使宋学陷于不利，其结果使程、朱学者与清代学者间，生感情的悬隔，于是考证学者就高揭汉学之旗，而对峙于宋学，受学于惠栋的江潘所著之《汉学师承记》里面就常常有这种意思。

这样一来，汉学与宋学的冲突遂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宋学派中亦有强者出而奋然报以一失。

桐城派方东树所著之《汉学商兑》，正可谓为应战之始，所谓桐城派者，就是指本以安徽桐城为根据地之宋学派，其源出自方苞（号望溪）（公元1668—1749年），方望溪长经学、文学，且为被命为编纂《三礼义疏》之学者，其弟子有刘大※者善古文，大※门人为姚鼐，继先人之遗绪，大兴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学派。

姚鼐（公元1731—1815年），字姬传，号惜抱轩，文学家而兼通经学，也是兼义理、考据、诗词于一身的人，常谓，不兼是三者则不得为当世之儒者云。

姚氏对当时汉学，颇致不满，云：“今之士大夫之所谓汉学者，只是考证一事，考证固不可废，然亦安得与宋大儒之所得者并论哉，世之君子以该博取名者，遂不经闽、洛，是当今之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

其门人方东树比他更进一步，简直对汉学取着攻势，他摘录汉学非难宋学者之言，一一加以驳论，且骂曰：“历观近世汉学者之言，其宗旨不出训诂小学名物制度，而圣人之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皆被抹杀，名曰治经实为乱经，名曰卫道实为叛道。”

这可以说是宋学对汉学的正面冲突了，然平心而论，则方东树之骂言，亦未免失之过激，所以其后桐城派骁将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于《圣哲画像记》主张调停之说：“自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承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

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话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微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

而笃信五子者，亦摒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何可摒弃群言以自缢乎？”

然曾氏如是理想，亦未成就。

直至清末陈澧（公元1810—1882年）始稍能实行其理想。

他作《汉儒通义》及《东塾读书记》，取汉学长处亦取朱学之优点。

他以为汉儒也有理，与宋学初无二致，而汉学之考证实亦发源于朱子云。

与他同时的还有九江朱次琦（公元1808—1882年）仿江藩之《汉学师承记》作《国朝儒宗》，视汉、宋学为一体而作学案，是亦可谓曾氏理想具体化之一端。

其门人简朝亮之《论语集注述疏》，则一方本于朱注更以近世研究而订正其说，一方还加以注疏。

这也可说是部分地实现了曾氏的理想了吧。

由是可见，嘉庆、道光以后，以汉学订正朱学的倾向已多少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