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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始隐问题（第6页）

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

“作《春秋》”

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

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

和“作《春秋》”

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么这一辈子什么都没“作”

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要么孔子确实“作”

了《春秋》，因而“述而不作”

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这首先是一个训诂问题，即“述而不作”

和“作《春秋》”

的两个“作”

字是否同为“创作”

之义。

“作”

有“兴起”

义，如《周易·文言》有“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也有“削”

义，如《礼记·内则》有“鱼曰作之”

，是说给鱼削鳞。

以此两义释“作《春秋》”

之“作”

，也是可以讲通的。

但这只能揣测而无法凿实，如果忽略训诂问题，把两句之“作”

同视为“著作”

之“作”

，再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

这一问题，那么，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炎武却把这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捏在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

但这是否主观成分太多了些？

顾炎武很快就遇到了反驳。

虽然当时阎若璩还不知道何谓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件工具——他从杜注出发来问难顾炎武：按照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敷衍出“起自伯禽、成于鲁国良史之手”

这类说法？

顾氏说得在理，阎氏驳得也在理，但毕竟是非很难凿实。

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炎武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6.以古史为时政作解：始隐而意在“三桓”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