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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即位的缺书（第6页）

，婚姻关系尤其要讲求门当户对，所以上述那种例子实在是属于“非礼”

的。

明代刘绩《春秋左传类解》还曾特意给过这样一条注释：“按照礼制，就算妾的儿子被立为继承人，这个妾也不能被升为夫人。”

再者，按照公羊家的说法，那时候即便娶妾也一样是要求门当户对的。

（这里所谓的“娶妾”

和春秋以后的概念有别，稍后详论。

）可以设想：如果一位权贵三妻四妾，这些女人当中既有大家闺秀，也有小家碧玉，还有从良的妓女，这些女人各自努力生儿子（孩子毕竟是她们后半生的重要保障），那么，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原则当然是大大有用的；但是，如果这三妻四妾无一例外全是大家闺秀，甚至全是一户人家里嫁过来的大家闺秀，身份的高低贵贱又能有多大的差别呢？由此可以对公羊学的这个继承法提出两个问题：一、渊源何在；二、否属实？

渊源问题稍后再说，至于是否属实，早有人有过怀疑，因为就“母以子贵”

这个原则来看，分明意味着灰姑娘可以做王后，丑小鸭可以变天鹅，这与周人森严的等级制度显然有些龃龉。

王晖在《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里分析说：

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关系之上的君位继承法，要实行这种君位继承法，首先必须严格区别嫡庶关系。

嫡庶之分，是为了立贵，目的是在成群的妻妾嫔妃中确定母后之子的地位。

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较高，非王室诸侯则为贵族阶层，然后再通过聘定、送迎、告庙、婚礼等一系列程式而确立下来。

子以母贵，而母贵一般又是以母方势力、地位为背景来决定的。

这种以母贵来决定嫡子的身份地位，是天生素定的，一般不掺杂人为的因素——这就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说的周礼“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

年均以德，德均以卜。

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

需要说明的是，汉儒所说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隐公元年》），前对后错。

“子以母贵”

确实符合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而“母以子贵”

则是战国以来宗法制度崩溃、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之后的现象，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的要求。

王晖这番话，指出“母以子贵”

为后儒新说，并非周人旧制，这话不错，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较高”

云云却和公羊家的意见颇有矛盾，因为按后者的说法，诸侯结婚是谓“一聘九女”

，这“九女”

都是同姓贵族，身份上高低贵贱的差异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在这个问题上，陈锦城考据“‘立嫡立长’之原则在春秋时期并无明显史料以资证明”

，至于“母以子贵”

之说，则很可能是公羊家为了迎合时政而自创来的，如果把话说重一点，就是曲学阿世。

按陈的分析，汉代后妃大多出身微贱，但就当时情形而言，这似乎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春秋时期诸侯林立，贵族遍地，王子、公子和公主许许多多，门当户对的等级内婚制自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到了西汉，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人被剪除殆尽，同姓诸侯又不能通婚，王室的配偶不到民间去寻还能到哪里去寻？这就“无形中打破了等级的观念。

上位者对等级观念一趋淡薄，遂予后妃的身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

陈考诸汉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论有：一、在《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前，“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之说可能已是当时的俗语；二、在汉武帝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一继承原则才真正得以确立，而自武帝以后，皇后与太子都遵循此说，因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马迁曾在董仲舒门下学过公羊学，他在《史记·殷本纪》里对于纣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记载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响；四、董仲舒和胡毋生治公羊学正在汉景帝时期，“当董、胡二人在著于竹帛而成《公羊传》一书时，是否有可能把其经学立场一并加入，一方面讨好景帝以利于学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学说，则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