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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第6页）

赵匡胤也有着与戴克里先类似的考虑，但大约是出于东西方传统的差异，赵匡胤的方式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又把兵制搞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样子。

所以，虽然两人有很多共同的举措，但赵匡胤与戴克里先的根本区别是：两人虽然同样致力于加强皇权，但戴克里先虽然一方面彻底断绝了共和传统，以君主而不是第一公民的身份君临天下，但另一方面，他居然实实在在地把皇权拆分掉了。

戴克里先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世界并非绝无仅有的异数，甚至还有一些更让东方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在戴克里先之后，狄奥多西甚至立过遗嘱把帝国一东一西分给两个儿子。

公元8世纪，在“矮子”

丕平死后，法兰克王国由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罗曼分别继承，在查理大帝之后，他的查理曼帝国也以类似的缘由被一分为三，成为后来法、德、意三国的雏形。

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下，我们似乎并不经常见到相关国家的人民出于对上述原因的考虑而对邻国发出统一的呼唤——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如果土地属于帝王的私有财产，财产的主人似乎理所当然地拥有任意处置自家财产的自由。

对往昔领土的呼唤，在《韩非子·内储说上》里倒可以找到一则寓言：韩、赵、魏三家分晋，这三家所据各自都是晋国故地，魏君对韩君说：“以前我们都是一国，我看你们还是并到我们魏国来算了。”

韩君很紧张，赶紧召集群臣商议，有人出主意说：“这好办，您就回复魏君说：‘合为一家当然好啦，我很盼望你们并过来呢。

’”

韩国这样一答复，魏国那边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个故事或许只是一则寓言，事实上，即便进入专制时代之后，大一统观念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新政权与旧政权之间的关联——新政权是得自于上天的，而不是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

政权合法性的核心在于“统”

，而不在于领土，但是，当“统”

已经顺利地“定于一”

之后，其唯一性与至上性就必然不容许“并后、匹嫡、两政、耦国”

的出现。

中西对比之下，会发现中国的“大一统”

观念（就这一词语的约定俗成的意义而言）显得格外醒目，很难想象某位皇帝把帝国一分而为几个独立的部分，使每个儿子都有一分差不多的财产。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

，这八个字永远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纲要，皇帝对此要牢记，大臣依此要进谏。

永远要有一个最高权力笼罩着一切，而这个权力是不可以被拆分的。

决不可以。

天平的两端怎样才能保持平衡呢？如果把一个帝国拆分成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平衡是有可能形成的，但是，在“天无二日，民无二君”

的前提下，一山必然难容二虎，一旦有了二虎，结果只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算一时之间谁也拿不下谁，但心里总是惦记着拿下对方，也同样总是惦记着怕被对方拿下。

3.宗法制度与私产制度

东西方这一观念分歧之源头大约有二：一是宗法制度，二是私产制度。

先说其一。

《吕氏春秋·先己》谈到孔子论诗，《诗》曰：“执辔如组”

，孔子说：“把这句诗搞明白，就足够治理天下了。”

“执辔如组”

《诗经》凡两见，一是《邶风·简兮》，二就是前述之《郑风·叔于田》，意思是说驾车时握着缰绳就像编织丝带一样。

对孔子的话，子贡答了一句：“照这个意思，也太急躁了吧！”

子贡大概是觉得驾车也好，编织丝带也好，手上总也不得停歇。

这种引申其实也很有道理，但显然不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孔子说：“这句诗不是在说驾车的人动作急躁，而是以编织丝带为喻：丝线在手上打转，花纹在手外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