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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第8页）

，由此而反推，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修齐治平”

。

所以，治国平天下之道既很切身，又很容易，不必舍近求远、舍易求难，这就是《孟子·离娄上》下文说到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

孙奭解释这段话说：“只要人人亲爱其所亲，敬长其所长，天下就会太平大治。

亲亲就是仁，长长就是义。”

焦循更有发挥，说：“亲其亲，就不至于无父；长其长，就不至于无君。

尧舜之道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孝悌而已。

正如《论语》说的，孝悌之人没有犯上作乱的。

如果抛开这最简单、最基本的孝悌而高谈心性、辨析天理人欲，这就是孟子所批评的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焦循这番话看来对宋、明学者流行的天理人欲之辨、心学性命之谈很是不以为然。

在那些力求笃实的清代学者看来，宋明心性之学简直可以等同于魏晋的老庄玄谈，尊心而废学，终非正途。

而从治道论，大道至简：按照孔孟的传统，搞政治其实很简单，亲亲就是仁，敬长就是义，居仁由义，这就够了。

这都是很朴素、很切身的修养，相形之下，天理人欲、心学性命那些东西太高太玄，完全把路走歪了。

那么，孟子对还是朱熹他们对？或者说焦循的批评在不在理？难道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这些赫赫之大儒全都违背了孔孟之道了吗？的确，在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他们确实或多或少地违背了孔孟之道，把儒学从政治学传统引入哲学方向，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孟子》所描述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完全是周代宗法社会的面貌，和秦汉以后的社会格局截然不同。

想象一下朱熹的处境，他就算想要齐家，到哪里去找一个周代宗法意义上的家呢？所以，孔孟的政治主张很难实行于秦汉以后，尽管大家都还打着周孔、孔颜、孔孟的旗号，但汤里必然是要换药的。

周代之齐家，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治族，族长对族人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比如《左传·成公三年》记载晋、楚两国交换俘虏，楚共王在把晋国俘虏知罃释放之前问知罃回国之后准备怎么报答自己，知罃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话：“等我回国之后，国君如果对我依法处死，我死了也会不朽；如果国君不制裁我，把我交给大臣荀首，他向国君请命，把我在宗庙按家法处死，我一样会死而不朽。”

知罃说的这位荀首就是自己的父亲，当时正在晋国执掌大权，从知罃的话里可以知道，宗族长可以在宗庙对族人施以家法，依家法是可以杀人的。

《左传》经常国、家连称，大约就是现在“国家”

一词的起源。

“家”

字在甲骨文中常用来表示祭祀祖先的场所，陈梦家释卜辞“某某家”

，认为是先王庙中正室以内。

至西周时，“家”

字被引申为政权，“我家”

与“我邦”

可以是一个意思。

虽然字面上都是“国家”

，但周代之国家和秦汉以后乃至现代的国家在性质上是大不相同的，周人的“国家”

更有家族的意义，家和国一样都是政治实体，家臣对主上也会称君、称主。

另一方面，族人虽然会受到宗族长的生杀予夺，但他们也会论资排辈地成为族中、国中的管理者，“西周政权机构的特点是宗法组织与行政组织相结合，各级组织的首领由周王任命宗族成员和姻亲担任，官职世袭，父死子继，世卿世禄”

。

以现代公司的情形来作比喻，周代大约相当于大小股东直接在公司任职，参与管理，而秦汉以后的孝廉制、科举制则相当于职业经理人聘用制。

《孟子·万章下》讲高级干部有“贵戚之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