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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同则书同 矫枉过正（第3页）

这一解释，又生出了一个矛盾：《春秋》既加弑君之名于赵盾，对他却不作声讨，这是为什么？对许世子的罪过，《公羊传》有过宽恕之辞，但要说宽恕赵盾，经传俱无明文，这是为什么？

董仲舒解释说：世风败坏，道德崩溃，弑君篡逆时有发生，《春秋》矫枉则须过正，所以心有宽恕之意却并不明说。

但问题还是存在：国君被弑时卿相在朝，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为什么偏偏责备赵盾，况且晋灵公被弑的时候赵盾并没有在朝？为什么对大恶之人责备得轻，对小恶之人却责备得重？

董仲舒解释说：《春秋》之意，是使人们看到有难解的地方然后加以解说。

赵盾贤能，人们都看见他的好处而看不到他的错误，所以《春秋》责备贤者，使人能够因此而深思自省，能够由此明白君臣之义、父子之道。

所以赵盾过错虽小，受的责备却重。

至于其他弑君之人，斗筲之民不足为道，起不到警世的作用。

古书说过“轻为重，重为轻”

，矫枉是需要过正的。

董仲舒这番话把《春秋》的经学特色表现得很明显：写赵盾弑君绝不是陈述一件事情，更不是褒贬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世人树标准。

这就像韩愈在诗里说的“《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所谓王法，是要存天下之公义，是对义而不对事，自然更不对人的。

而新出现的问题是：董仲舒的这番索解也实在太过曲折了，也难怪他治《春秋》之学“三年不窥园”

。

义理虽然精深，事实如何又该如何判断？

按照“原心”

的标准，欧阳修原孔子之心，以为赵盾实弑其君，苏轼怀疑赵盾作伪，暗中指使赵穿弑君。

事关大义，论之者众，但一直也没有公认结论。

资料只有这么多，各种分析大多只能基于推理。

及至清代，推理仍在继续，比如精细而简明的可以举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里的例子：赵盾如果不知道弑君的密谋，那么逃亡一定会逃出国境；但他没有逃出国境，所以他是肯定知道弑君之谋的。

如果赵盾不知道弑君的密谋，那他回国之后一定会惩办凶手；但他没有惩办凶手，所以弑君阴谋里一定有他的份。

如果赵盾回国之后惩办了凶手，那么弑君的主犯自然要算赵穿；但赵盾没有惩办凶手，弑君主犯自然要算赵盾。

如果用法律条文的话来说：杀人，赵穿是具体下手的人，赵盾是背后主谋的人。

钱谦益如此说法，并不是认为《春秋》说错了，而是认为《春秋》说得很精当，《左传》也说得很明白，只不过历代儒者曲为解说，越说越乱。

孔子是深诛赵盾之心，知道他并不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