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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与权之一例 许穆夫人（第2页）

。

经权之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祭仲废君，《公羊传》赞其知权。

如何判断这个“权”

是否合适，办法就是“原心”

。

在许穆夫人这个例子里，经过一番原心，可以认定许穆夫人的所作所为属于权变，所以就可以免去非礼的罪过。

还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由董狐把这件事记载到史册里去，许穆夫人那些“非礼”

言行的本身很可能就会被完全抹去的。

而另一方面，祭仲也好，许穆夫人也罢，是否真的知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要借助这些故事以阐明知权之义。

乃至鲁隐公是否真有让国之心，齐襄公是否真有复仇之意，宋襄公是否真能行仁义之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借此来阐发让国、复仇与仁义的义理，这就是公羊家的“《春秋》借事明义之旨”

。

《春秋》因此而成为一部寓言之书，史实的真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要阐明的义理，如皮锡瑞所谓：“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

其理论依据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如此，则考据精当、逻辑自洽反而属于章句小道，如冯班称道汉儒：“汉儒释经不必尽合，然断大事，决大疑，可以立，可以权，是有用之学。”

如果在“原心定罪”

“借事明义”

与“有用之学”

的经学背景下再来考察郑伯之克段，能否把事情说得圆倒在其次，关键是要阐释出“正确”

的政治哲学。

再看杜预，他认为叔段明明是出奔而《春秋》书之为“克”

，是孔子特意更改旧史，用这个杀气腾腾的“克”

字表现郑伯的杀弟之心。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所谓“郑伯克段于鄢”

其实就是“郑伯杀段于鄢”

，就像明明是赵穿弑君，董狐却记作赵盾弑君一样，并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诛心以示大义。

经学要讲的是政治正确，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可以罔顾事实。

所以，“郑伯克段于鄢”

的经学含义就是：郑庄公这个不称职的哥哥杀了叔段这个不称职的弟弟。

即便《左传》明文记录了叔段并未被杀，而是出奔共地，但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叔段确确实实被郑庄公给杀掉了。

于是，叔段便在“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