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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骄傲（第2页）

故事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叫二小的放牛郎，十二三岁的孩子，为了乡亲们的安全，为了民族的利益，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引进毁灭，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幼小的生命。

我在这个年岁上也有我的思想感情：我从复辟中感到了快慰，又因看见第二次退位诏书而大哭！

那一次，我在乾清宫的“宝座”

上只坐了十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被赶了下来。

尽管如此，那些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那些“太傅”

、太妃、太监们还是叫我相信：我是天生的统治者；我的祖宗是喜鹊嘴里的一颗红果掉进仙女肚子里变的。

为了证明我是“奉天承运”

的皇帝，连神仙也“降坛”

在沙子上写过字。

因此，我不能只有一个老婆；我不能到戏院里去听戏；我不能喝城里的自来水；我不能穿洋袜子；我不能……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

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

江山，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宝座”

，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称臣为奴……

在我的师傅中间，还有一位外国绅士——庄士敦爵士，他一面劝我不要脱下清朝袍褂，以供他的东交民巷的朋友猎奇，一面告诉我外国人对我的关心。

他的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已有三百多年，但他认为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学说，便可以教会我必需的政治知识。

庄士敦爵士曾劝我到英国去，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英国和日本两个使馆的大门，犹如风箱的两个通风孔，一个打开，正好另一个关上，于是我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

这样，我就成了“租界地”

上的特殊居民。

我成了日本驻屯军和日本总领事馆的“被保护者”

，也成了在中国土地上驻着军队、派设行政官吏的各国的文武官员席上的“贵宾”

。

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复祖业”

的欲望是有支持的。

在那七年间，我拉拢嗜血的军阀，收买亡命的白俄将军，我以清朝的官爵和珠宝赠送效劳的政客，用谥法赏赐死心塌地的鬼魂。

在这一切全失败了之后，我把复辟希望放在刽子手身上。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权利。

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唧筒冲得昏死过去，我可以任意叫“敬事房”

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

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

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铁链、站木笼。

我看“善书”

，我讲“仁慈”

，我的“仁慈”

却有自己的一套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