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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紫禁城的末日（第2页）

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每种都给我做宣传。

以致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文章来：

时事小言?皇恩浩**

皇恩浩**，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不意改建民国后，又闻有皇恩浩**之声浪也。

今岁入冬以来，京师贫民日众，凡经本报披露者，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贫民取款时，无不口诉皇恩之浩**也。

即本报代为介绍，同人帮同忙碌，然尽报纸之天职，一方替贫民之呼吁，一方代清帝之布恩，同人等亦无不欣欣然而云皇恩浩**也。

或曰清帝退位深宫，坐拥巨款，既无若何消耗，只好救济贫民，此不足为奇也。

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不坐拥巨款，而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也。

[7]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的日本“震灾”

。

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也出于同样的动机，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

的“善心”

，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

我的陈师傅看得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天心仁慈”

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此。”

后来因为现款困难，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大婚”

中外国使节来观礼时相像。

我这才明白了陈师傅的意思。

经过他这一指点和日本代表团的殷勤致谢，我又开了一个窍。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的另一面，充满了更多的荒唐，也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

比如我在整顿内务府，怪他们开支太大的同时，自己的挥霍却是无度的。

买一颗钻石要三万元，毫不觉得贵，从外国买了洋狗来，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

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

，就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

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颗异样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

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就有人成车地购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

自然又得到我不少的赏赐。

我一边向内务府大叫要裁人，也确实裁了，内务府各司处从七百裁到三百人，“御膳房”

的二百厨师全部遣散。

但是剩下的，单以新建的膳房来说，还有两个，一是我平日用的，用着三十七个人，其中包括以一名员外郎为首的八名员司和两个“写字人”

，每月菜钱开支七百多元，另一个是给我做西餐的“番菜膳房”

，人数已忘记，但知道每月要开支六百多元，而我并不是每天都叫他做菜吃的。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更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交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