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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津的行在（第1页）

第四章　天津的“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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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30）

一、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

。

我在大和旅馆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也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十二三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七楼七底的楼房。

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相当于师）统制张彪建做游艺场用的房子。

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

这位在清朝丢了脸的“名将”

，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价租用他的别墅之后，每天清晨都带来一把扫帚，自动在张园里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

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才丢下那把扫帚。

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又搬到陆宗舆的“静园”

住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了天津。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

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

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也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并不发生什么作用。

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也离开了我，到威海卫去当他的专员，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后，他就到英国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的顾问。

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着钩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以复原还宫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

，可以称之为“还宫派”

。

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日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

或“出洋”

派。

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

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

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

（外国人）、“门户开放”

（向每个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

但是，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成他的对手了。

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

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