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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到东北去（第6页）

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

那天，我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

的“手谕”

，以便为我活动东北各方面。

照他们的话说，是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份的证明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

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正好在几个月前，罗振玉又给了我一个“躁进”

的印象。

那一天，罗振玉从旅顺来到了天津，兴冲冲地给我带来一件出于日本浪人田野丰手笔的“劝进表”

。

他解释说，田野丰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旧上司高山公通联络上了，这两个日本军界的宿耆最近得到日本参谋部的委托，根据已得到的“赤党即将在奉天举事”

的情报，制定了一个计划。

将由白俄将军谢米诺夫率白俄武装乘机夺取“奉天”

，日本军队同时给以支持，到时候并由他们联络好的东北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回满蒙”

。

为了实现这计划，希望我马上先提供一部分活动经费。

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日本在东北阴谋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些流氓浪人知道了事变的阴谋，想乘机打一次秋风。

不管怎样，我听了却是很高兴的。

但是高兴了不过两天，日本参谋部派驻北京使馆武官森纠，到天津找到郑孝胥，说田野丰的话完全是瞎吹，况且军部方面即使有此计划，也不会找我拿活动费。

本来田野丰也是郑孝胥的朋友，曾是谢米诺夫集团的一员，郑孝胥听了森纠的话，他自己和田野丰的来往是一句不提，只是对我埋怨罗振玉的荒唐。

所以，罗、周二人“便宜行事”

的请求，也就没有得到我的允准，罗振玉的信誉在我心里又下降了一步。

这无疑更形成了郑孝胥的优势地位。

郑孝胥怕的是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他们一致主张等派到东北的人回来再说，而他们也该就回来了，所以只好捺下性子等一等。

这时的陈曾寿唯恐我又变了主意，又给我上了一个“奏折”

。

这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文献：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闻凡事不密则害成。

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

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

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

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

今皇上安居天津，毫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

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

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其为危险岂堪设想。

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