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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人意见分歧（第2页）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是促使我急于动身的因素。

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真是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登出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

与此同时，“静园”

里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

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待下去了。

但是，尽管我一心想走，我毕竟是日本行政当局的客人，必须和总领事馆说通了才能行。

我派了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

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

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

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我还是慎重从事的好。

至于安全，他认为并无危险，愿负完全责任。

最后说，他还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

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糊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问问。

不料吉田回答说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是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的。

他给我出个主意，亲笔写封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

我在糊里糊涂中写了这封信。

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这件事，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假的……

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意见分歧和暗中摩擦，令我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

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还没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指我）临幸沈阳”

，请我暂时在津等候着。

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也只好遵命静候了。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

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

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臧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

，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

对这些不能和我并立在一个屋顶之下的牌位，日本人正做什么打算？那时我还不明白，日本人长期豢养着的有各式各样材料，我这个被尊敬地称为“陛下”

的，不过是其中之一，可不可用，用我还是用别的，还都在主人的考虑之中哩。

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这是最近从一个文史资料稿上才看到的），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

的空架子（这是我到东北之后听到的），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

（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等候佳音”

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

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