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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后与妃的命运（第3页）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

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

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

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

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

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

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

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

这不是等于在我**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

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

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

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

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

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

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

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

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