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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页）

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

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到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

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

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

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鹈泽聪明博士。

他问：

“证人在一九〇九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

“那是不消说的。”

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

鹈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一九三四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成心要做皇帝的。

这时凯南检察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超出了范围的讯问，但是韦伯庭长驳回了抗议，说这种讯问是针对证人是否真正帝王问题的，可以问。

于是，那位对东方文化具有热忱的博士就问我在辛亥退位后，是否也曾经希望过重现康乾盛世的事业。

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含混地答道：

“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

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离题太远了！”

庭长插言：“双方的问答，不论何方所谈，都离题太远了！”

在哄堂大笑中，痩小的白发博士严肃地继续问我：

“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

“这不只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

我越发觉得他在弄圈套。

这时，庭长不耐烦了，阻止道：

“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

这位先生最后又解释一番，他这是为了使法庭重视东方文化，等等；才告结束。

这个圈套虽然消失了，但我知道从律师团那边来的名堂只是开头。

果然，跟着就来了猛烈的火力。

担任“主攻”

的是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累尼克。

这位美国律师的讯问历时三天，占了全部反讯问时间的一半。

东京的报纸把他的讯问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

。

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布累尼克律师首先声言，他要使我丧失我的证人资格。

他明白地说，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就推翻了我的证言，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

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裸地泄露出来，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

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