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5页）

我：“记不起的事，我说不出来。”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第二天，布累尼克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和板垣办交涉的事上来了。

布：“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我：“根本没这回事！

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我：“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布：“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我：“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我：“不记得了。

也许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

我料想很可能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到日本人的手里，现在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

但是我没料到，还有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我更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

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

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的交验证据实物的时间（下午）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

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

我又说：

“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我又想出一个新方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

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

这时，布累尼克突然又出我意料地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的英国记者伍德海作的一本书[30]中的记载，说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任执政的，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一是由于清朝“让政”

之后，二十年来的民国搞得很糟，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以救民于水火”

。

这也是实有其事的。

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

我听了慌忙说：

“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

因为我在那样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人作出那种欺骗来，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法庭的空气，逐渐地紧张起来，到了下午，当那个证据——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绢写的那封信——被拿出了来，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大声嚷道：

“各位法官，这完全是捏造的！”

“上面的宣统御墨也是假的吗？”

布累尼克似乎有点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