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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震动（第1页）

七、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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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

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绢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

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

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

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

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

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

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

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

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做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

我对祖国，只看作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

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博元的事？是不是“东北的孤儿”

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

我再三地交代，只不过是由于讯问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

我绝没有想起痩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父母。

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还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

当时，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

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

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使我把这堆垃圾弄掉。

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

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

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

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

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

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

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

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

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

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

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

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是一个大佐，他在监狱里远不如古海出名）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外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地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

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

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