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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离婚（第1页）

四、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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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

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这才看它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

我虽然还不能理解它，但已经感觉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

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

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

一九五六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

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

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

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

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

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

这个消息激**了每个人的心。

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掉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

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

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

在我正握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就是被我们称为学习主任的）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你的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还等着你哩。”

李科员微笑着。

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

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

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我写去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

，退回来了。

这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她确实没有结婚。”

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

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