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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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离婚（第3页）

如今，她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她拋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

毫无疑问，今天她的愤懑和她的羡慕都是对的。

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她对于那个封锁她、统治她，把她看做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

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一九五三年，她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

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来看看我。

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

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

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的那间小屋改成的。

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

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

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

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

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

她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

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她并不如信里说得多，但说得更富于感情。

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

当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她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

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她对旧日生活的厌弃。

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

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她，我不过是当做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

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儿主见，和对于“夫君”

的怀疑。

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她的意见了。

每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

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

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

“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

她的向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

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

但是，我并未料到，她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