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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狱（第2页）

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

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

他就这样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

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

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

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汁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

都馋得装起病号来。

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痴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

“大——总——统！”

“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

“卖——豆腐——的——”

（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

）他就这样地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寿。

我的侄子真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

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

吓呆了的真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

“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

为了修建我们“一所”

（伪满战犯住的地方）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

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

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

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没有我的份，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

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

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

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消失了对惩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

监狱=医院+学校

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虚弱症和胃病），恢复了正常体力（其中也包括我抬煤运土和一顿饭三十个大饺子的纪录），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

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的情况。

回想起刚来时的体格检查，真和住医院情形差不多。

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之外，还有一个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

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作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作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

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

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