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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第4页）

，伪“国务院”

的“各部联席会议”

（即总务厅次长会议）要讨论一切事宜，都必须等待“次长联席会议”

先作出决定才行。

在伪地方“政权”

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长”

，县有日人的“副县长”

，来主持一切。

总之，当年在祖国的东北，从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发号施令。

说来也骇人听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承认”

这样一个傀儡“政权”

时，还乘机勒索了惊人的代价。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刚当上伪“执政”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通过郑孝胥之手，要我签订一张卖国密约。

根据这张条约，伪“满洲国”

要把所有矿山、港湾、航运、铁路等方面的权利完全“奉献”

给日本侵略者，要把大量最肥沃的土地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移民之用；在所谓“日满经济同盟”

的名义下，伪“满洲国”

的经济完全要由日本垄断资本来控制；在聘请日本人充当“最高顾问”

的名义下，伪“满洲国”

要把一切行政权力交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掌握。

总之，祖国东北的一切，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在这张密约中都卖尽送绝了。

比起袁世凯所签订的遗臭万年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来，我所签订的这张卖国条约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而在这以后不久，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又和伪“满洲国”

“国务总理”

郑孝胥签订了所谓“日满议定书”

，把卖国密约进一步具体化了，并且以“日满共同防卫”

的名义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永远驻兵的权利。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

他们妄图使东北彻头彻尾地变成日本的一部分。

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来做我的“监护人”

的吉冈安直一再“劝说”

我和日本女子结婚，并且要求我：如果今后我有了儿子，养到五六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去留学。

这种行动都是有阴险的政治目的的。

在我弟弟溥杰结婚后不久，伪满政府就制定了一个“帝位继承法”

，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