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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吉冈安直（第3页）

，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

会议或“省长”

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

的。

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

：“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

，“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

，“断乎支援亲邦圣战”

，等等。

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

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

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

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

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

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

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

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

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

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

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

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

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

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

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

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

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

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