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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的恐惧（第2页）

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

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

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

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

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

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

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

统辖的宫内“翊卫军”

，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

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

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古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

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

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这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

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

的凌升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

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

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

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

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

。

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

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

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

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

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毕业的溥杰和润麒。

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

的分配下，“化”

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家”

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一九三六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我已没有了一九三二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

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