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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后与妃的命运（第2页）

掉。

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

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八·一五”

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

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

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

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

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

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

，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

。

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

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

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

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

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