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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举与认罪（第2页）

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

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

以后更不断地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

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

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

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

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

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

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个什么官阶，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官阶更让我放心的东西。

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

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

正紧张着，他说话了：“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

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

从“检举认罪”

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

我一则怕别人（特别是侄子们）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

我深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

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

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

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

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

，怕被看做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做自己的东西。

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振，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佑，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振看出来了，问：

“老溥，你记什么？”

“不记什么。”

“得啦，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去干什么？”

“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

“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

我张口结舌了。

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来就不具体。

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

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

“你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