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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1页）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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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王起事虽然事出仓促，但明王朝的应对更见仓促。

所以对王守仁而言，当务之急是拖慢宁王的行动，为自己这边调兵遣将留出足够的时间。

争夺时间，这是戡乱的第一件要务。

对宁王而言，时间是同样宝贵的。

所谓兵贵神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原则，尤其在以弱对强、以小敌大的时候，出其不意才是克敌制胜的金科玉律。

宁王确实有这样的战略，齐集王府护卫与亡命之徒，又大肆征发壮丁，迅速组建了一支号称有十万之众的军队，准备先克南京，再取北京。

大军夺取漕运船只，沿水路袭击南康，南康知府匆忙间弃城而走；翌日袭九江，九江的军政、民政长官纷纷逃散，属县闻风皆溃。

宁王大军俨然有“顺天讨逆，沛莫能御”

的势头。

消息传到北京，据郑晓记载，朝廷大臣惊惧不已，以为宁王举事已经十成八九，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稳如泰山，一日之内十四次调动兵员与物资，且高声对群臣说：“王伯安在汀赣，据南昌上游，旦夕之间便将绑缚宸濠，诸公不必惊恐！

当初我安排王伯安提督军务，正为今日。”

（《今言类编》卷一）

这件事情，郑晓或许得之传闻，未可尽信，但有一段得之亲历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

郑晓回忆说：“宁王起事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正在杭州应考，见到各地的告急文书都不敢指名道姓地说宁王反叛——要么说江西省城有变，要么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要么说江西巡抚遇害，要么说南昌忽然聚集了军马和船只，传闻有变，而只有王守仁的公文里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

（《今言类编》卷六）

何止各地长官，《年谱》有记载，当南京告急公文送抵北京之后，朝廷大员仍持观望态度，不敢斥言宁王造反，只有王琼从沉默的大多数中发出了尖锐的不和谐音。

各级官员的“审慎”

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从实情上说，这是朱家的家务事，又焉知宁王不是又一个燕王呢？方孝孺血未冷，首鼠两端才是明哲保身之策。

“小人喻于利”

，必然会做这样的打算。

而“君子喻于义”

的王守仁，自然会选择“苟利国家，死生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