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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科尔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帝国之路》竟然暗合于波德莱尔的邪恶美学，他只是怀着道德家而非艺术家的心态，试图以画笔警醒世人，使自己所生活并热爱的这个国度，使自己的所有同胞能够在理性的反思下跳出盛衰的轮回，大家齐力让美好的年代从“易逝”

变成“永恒”

。

但是，仅仅靠着理性反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凡是有形之物，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逃不脱“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的命运。

日中必昃，月圆必亏，这是注定而无可奈何的规律。

而在那片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土上，人们难免还会生出这样的疑惑：倘若我们真能建设起一个长盛不衰的人间乐园，天堂究竟还有几分意义？

按照《新约·启示录》的预言，世界终将毁灭，届时世上所有的人，无论生者、死者，都将接受最后的审判，有人升入天堂，有人沉沦地狱。

所以，在永福与永罚的参照下，无论是几十年的人生还是千百载的文明，都只如白驹过隙，短暂得微不足道。

设想一下，在你通往天堂、享受永福的路上要在一家旅店里歇息一晚，那么这家旅店究竟是五星级宾馆还是乡间旅社，究竟是宽敞富丽还是肮脏逼仄，难道你还会有任何在意不成？

当然更不会有人愚蠢到在这匆匆的一个晚上亲手给旅店房间搞一场扫除，因为道理正如奥古斯丁的名言所谓：“相较于上帝对天国之城的统治与最好的王侯对最好的尘世国家的统治之间的差异，尘世最好的统治者与最坏的统治者简直没有差别。”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无论生活在尼禄时代的罗马，还是文人幻想中阿卡迪亚的田园，无论在人世蒙受苦难还是享受福祉，其实都无关紧要。

进入天堂才是唯一的大事，人间的旅程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这一瞬过得富裕还是窘迫、舒适还是仓皇，没所谓。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对尘世生活都报以一种近乎麻木不仁的态度。

他们相信基督即将复临人间，最后的审判近在眼前。

这很好地解释了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现象。

但尽管生产力低下，尽管物资匮乏，尽管生活看起来简直单调乏味到了极致，当时那些信心笃定的人，他们孱弱的心不需要任何心灵鸡汤的抚慰便充盈着我们今天所谓的正能量。

从《新约》时代开始，虔信的人们便一直期待着基督的复临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后审判，而基督复临的预言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当然也不断落空。

托马斯·科尔创作《帝国之路》的时期，正是美国的基督复临派兴起的时候，其创始人威廉·米勒根据对《旧约·但以理书》的深入研究和精密计算，预言基督将在1844年10月22日复临人间，于是有大批信徒聚集在威廉·米勒的周围，怀着美好的憧憬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

这件事的后续是：到了米勒预言的日期，世界波澜不惊，一切如常，这一天从此便被称为“大失望日”

（TheGreatDisappoi）。

一些信徒风流云散；另一些信徒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认为基督不愿复临是因为信徒们没有严守安息日的结果—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心理学上称为“认知失调”

的一种心态。

既然基督复临的日子迫在眉睫，尘世生活的酸甜苦辣越发显得微不足道。

托马斯·科尔虽然洞察到文明兴衰的固定轨迹，但他并不曾超脱于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在“凡物必朽，只有天国永恒”

的坚实的社会思潮的根底上，他并不是真的希望靠这一组画来警醒世人永保国家的长盛不衰。

科尔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宗教内省式的：正是因为历史只有一页，正是因为繁荣必定败亡，正是因为这一切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铁律，所以我们才应该在认清这一铁律之后弃绝世俗的荣华，以朴实的笃信与肃然的心态去追求永恒的天国。

所以，科尔是以《帝国之路》作为警世之语，以《人生旅途》作为解决之道，这两组绘画其实属于同一个系列，只有彼此参照才能够领会画家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