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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发生于1800年前后，正值美国开始步入繁荣的时期。

然而繁荣总是与腐败伴生，当时有英国报章不无恶意地将美国的糜烂世相比作15世纪尼德兰画家博斯的名作《人间乐园》（TheGardehlyDelights，1480—1505）—这在西方世界是一幅太过有名的画作，对**邪与堕落的华彩表现在今天看来仍然触目惊心。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对发生在本国之内的奢靡却怀着相当宽容，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几分欣赏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根底深厚的贵族精神可以将物欲对人心的腐蚀限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程度，并且可以将奢靡引导为某种良好的审美风尚。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画家格里姆肖（JohnAtkinsonGrimshaw，1836—1893）恰恰有一幅题为《奢华》（Luxury，1880）的作品，画面上绝无金银珠宝的缤纷或醉生梦死的放纵，只有一名女子仰靠在素雅的卧室里。

这真是英国式的奢侈，或者说是以奢侈为底座的优雅。

这会让人想到中国北宋词人、太平宰相晏殊的一则轶事：晏殊曾读李庆孙的《富贵曲》，见其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

，不屑地评论说：“真是一副乞丐相，写这种句子的人一定没真富贵过。”

继而晏殊以自己写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为例说：“穷人家能有这般景象吗？”

新兴的美国是一片几乎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土，与英国相比，正是“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

与“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之间的差异。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以清教立国，先驱者大多是在欧洲大陆饱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

他们崇尚勤俭，拒斥浮华与虚荣。

然而，当他们一代代以清教徒的精神与操守开拓出一片富庶天地之后，浮华与虚荣，这些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在不经意间生长出来，使他们现在所打造的世界一步步地向着他们曾经深深厌弃的世界滑去，而那个曾经支撑着他们固有价值观的宗教信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教派解读出五花八门的样子，浮华与虚荣竟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宗教理论的默许与宽容。

这不免使我们联想起穆勒在《论自由》里表达过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观点：基督徒们都相信《新约》的训诫是神圣的，也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训诫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但是，当真这么去做的人可谓千中无一。

他们实际遵循的行为规范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

可想而知的是，社会大环境变了，风俗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变了，那么对信仰重新做解读，无论其是非对错，至少总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

何况严苛地固守教义只有圣贤才能做到，譬如在13世纪活跃于欧洲的喀萨利教派，信徒们会在左脸挨打之后当真伸出右脸。

但是，喀萨利教派对《新约》规训的严守，给了当权的教士阶层太大的难堪—因为教士们做不到这样的严守，以至于后者大力主张“寓意解经”

，叮嘱世人不要株守经文，而应当悉心领悟经文背后的曲折寓意。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对“寓意”

的理解完全见仁见智，于是理解之途径无非有二：一是遵从权威，二是因循风俗习惯与世道人心。

倘若人心向往财富，渴求名声与地位，那么从经文里完全可以解读出这样的寓意来。

及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前后，美国那些固守清教传统的人当然不会满意这样的社会变局。

他们饱读诗书，深知财富对人心的危害。

他们同样深知的是：一旦任凭这样的社会思潮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种不言而喻的价值观之后，社会败亡的那天也就不遥远了—因为越是文化层次低下的人越容易追随时尚，越容易不加分辨地接受主流价值观，而这样的芸芸众生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一群蝗虫一般的乌合之众，那种洪流般的破坏力没有任何智者可以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