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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做点正经生意咋就这么难呢（第3页）

。

可张顺是个“鱼牙”

，他负责维护的是渔民卖鱼的那种“商贸秩序”

。

不给钱就是不能拿鱼，主人不来、纸未曾烧，就是不能给你鱼。

一个讲商贸、做生意，要你情我愿、互惠互利才能卖鱼；一个却重暴力，讲拳头大、关系硬的是哥哥。

双方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就像李逵觉得自己在陆上怎么打都能赢，而张顺知道自己在水里怎么战都能胜一样。

所以，这两种秩序形态，是一定会发生冲突的。

就像小说所暗喻的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商贸秩序”

与“暴力秩序”

互殴的结果，几乎从来都是前者打不过后者。

商人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李逵或宋江这种“黑厮”

所吞噬、同化，沦为后者的小弟和附庸，跟小说里的张顺一样，结局总是个悲剧。

作者在书的第四章“远东的商人集团”

中，连着讲了几个真实历史上的“张顺”

的故事：唐代的粟特商人，元末的蒲氏阿拉伯商人等。

总结这三个故事后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商人和商贸秩序的生存空间，从来都是非常狭窄而恶劣的。

大一统王朝本质上都是成功实现李逵“杀奔东京，夺了鸟位”

梦想的暴力集团。

他们依靠暴力秩序建立的王朝又往往只能玩变换切蛋糕模式的“零和游戏”

。

在这种游戏中，必然有大量人口因为没有分得足够的蛋糕而挣扎在生存线上。

于是，底层之间的暴力就无处不在，逼迫他们不得不结成祝家庄式的宗族，或梁山式的帮会来以暴力自保。

而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最高暴力集团，也就是朝廷的高度警惕，逼迫着其进一步强化法家的驭民逻辑。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暴力秩序的自激循环当中。

而在这种生态里，最难做的，其实就是遵循商贸秩序的“张顺”

们。

当整个社会上下都是想靠着拳头硬“把两尾鱼来与我”

的李逵时，商人集团自己也必须像张顺拜宋江一样，主动接受暴力秩序，投效于其门下。

于是，粟特商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安禄山，想靠叛乱换一个对他们更友好的朝廷；蒲氏阿拉伯商人动员了亦思巴奚军，试图实现地方割据。

然而，这些商人求存的投机，最终都归于失败。

因为一旦商人们参与到暴力游戏中，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积蓄的那一点财富，相比中国这个如此庞大、幅员辽阔的帝国而言，不过就是沧海一粟。

无论宋江还是朱元璋，都不会把投效自己的张顺或沈万三真的当成“入股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