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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仲舒（第3页）

是大的类名，“名”

是一部分之名。

“祭”

是类名，大于祠、礿、尝、烝四名。

故可说“礿，祭也”

，不可说“祭，礿也”

。

正如人可说“孔子，人也”

，不可说“人，孔子也”

。

所以说，大小的分别最先表现即在于名字。

认定名所表示的大小分别，用来观察所名之事，即可辨别是非，即可知道逆顺。

故接着说：

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

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

如上文举的例，“礿，祭也”

，是“顺”

的，即是“是”

的。

“祭，礿也”

，是“逆”

的，即是“非”

的。

从前的儒家虽主张正名，却还有些人知道“名”

的原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符号。

所以荀卿那样注重正名，也不能不承认“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

。

董仲舒去古已远，不懂得“名”

有心理的和社会的原起，所以竟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

。

这竟把一切名号看作天造地设的，看作天经地义了。

他接着说：

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

鸣而施命谓之名。

名之为言鸣与命也。

号之为言謞而效也。

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

名号异声而同本，皆名号而达天意者也。

天不言，使人发天意；弗为，使人行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