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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戴震2（第7页）

对下“人欲”

，则天理即上所云“天之性也”

，正是“性即理也”

之义。

而戴震转援此二文，以谓皆密察条析之理，非性即理之理，……可谓妄矣。

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

……假如专以在事在物之条析名曰理，而性道统挈处无此理之名，则《易·系辞传》、《乐记》二文先不可通矣。

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

……（《复初斋文集》七，十九）

戴震引《系辞传》在《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引《乐记》在第二条，读者可以参看。

他释“天下之理”

为“天下事情，条分缕晰”

；他释“天理”

为“天然之分理”

，引《庄子》“依乎天理”

为证。

这种解说，本可以成立。

翁氏习惯了“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

的理字解，故绝对不能承认戴震的新解说。

这班人的根本毛病，在于不能承认考订学的结果有修正宋儒传统的理学的任务。

若考订之学不能修正义理的旧说，那又何必要考订呢？翁方纲的九篇《考订论》，篇篇皆归到“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

一句话（《复初斋文集》七，六～十八）。

他说：

学者束发受书，则诵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迨其后用时文取科第，又厌薄故常，思骋其智力，于是以考订为易于见长。

其初亦第知扩充闻见，非有意与幼时所肄相左也。

既乃渐骛渐远而不知所归，其与游子日事漂**而不顾父母妻子者何异？考订本极正之通途，而无如由之者之自败也。

则不衷于义理之弊而已矣。

这样看来，“义理”

原来只是《章句集注》里的义理；不合这种义理，便等于游子不顾父母妻子。

怪不得翁方纲一流人决不会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同时，还有一位姚鼐（1732～1815），是一个古文家；曾从戴震受学，称他为“夫子”

，戴震不受，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

后来姚鼐竟变成一个排击考据学的人，他主张：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

……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

必兼收之，乃足为善。

（《复秦小岘书》）

大抵近世论学，喜抑宋而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