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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娱乐（第1页）

鲁迅先生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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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或更早期的鲁迅先生，他是怎样娱乐的，我不大清楚。

只晓得也独自去看电影，但是一定不怎么多，因为那时的学校和教育部都是欠薪，他一直负债，到将离开北京的时候。

比较做得到的娱乐是到中央公园去，有时是去个半天，但是在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到公园里的图书馆罢，不会一定不会赶人多的热闹场所，那是可以肯定的。

倘若说环境可以移人，或者这环境的确没有什么可资消遣，稍息一下疲劳的话，则有时地从俗一下是未始不可的。

在广州，我们也时常到专门的茶室去吃茶点，那些点心真精致、小巧，并不太饱，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

而生活除了教书之外，着实单调，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会相约去饮茶了。

初到上海的时候，他经常给《北新半月刊》写稿及译《近代美术史潮论》，自己又编《奔流》和《语丝》，后来《语丝》请柔石先生代劳，他就给朝花社计划一切出版事业：除了选择译稿的材料，计划书面装帧，或自己执笔之外，做锌版也是要他选材料，跑制版所的，有些制版所因为他的生意相当忙，而且样子又质素，认为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别给他一个九折。

他意外地得到的优遇，有时为了顺便，就会多做几个锌版预存起来，总计大大小小的不下一千多个，都是他自掏腰包，自去奔走得来的，现在却不晓得流向什么地方，无从查究了。

他外表的质素，在另一个地方，也被优待着，那就是福民医院。

因为日语的流畅，许多朋友看病都请他同去任翻译，这些地方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的，于是医院里面原雇的译员以为是来抢生意了，对他是面子客气，心里不大乐意的。

而那账房先生呢，看到病人有自己雇用的译员，看作是阔人了，价钱格外不便宜。

这情形好久才知道，因此我们自己在看病的时候，也并不上算，倒是吃他那翻译员资格的苦头，待到晓得了之后，给他作为谈助之资的笑柄好些时。

工作的过分忙碌，是没有余暇想到娱乐的。

在初到上海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急急忙忙赶去看电影，有时恰巧鲁迅先生去访问不遇怅然而返的时候，他往往会含着迷惘不解的疑问说出一句：“为什么这样欢喜去看电影呢？”

那时他常去的地方，是书店或图画展览会。

有一次，到南京路去看一位外国人炭笔或铅笔画的中国题材的图画，很新颖别致，他买了两三幅回来，预备做印书时的插图。

但偶然也去看电影，却不多，比较多的时候，是后来的几年。

开初我们看电影，也是坐在“正厅”

的位置的。

后来因为再三地避难，怕杂在人丛中时常遇到识与不识、善意或恶意的难堪的研究，索性每次看电影都跑到“花楼”

上去了。

同样的理由，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也很少是坐电车的，黄包车尤其绝对不肯坐，因为遇着意外逃躲不方便，要不是步行，比较远的就坐汽车。

这是他尽可能的戒备了，却并没有因此不出去。

正相反，愈是空气紧，他愈是在家里坐不住，几乎每天都到外面走一次，这个脾气，也许可以说是人类的冒险性，不甘压迫性罢。

譬如平常人，在家里十天八天不出去是很不足为奇的，但到被拘留了片刻，就羡慕起外面走过的人们，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走去求得到自由的人们也不少。

鲁迅先生那时的心情也许如此的罢，愈是压迫，愈要出去，宁可多花费些，坐汽车，坐“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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