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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文化人（第2页）

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压力，而是为了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前进，甚至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品味，这也就是我所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在深圳，文化恐怕只是一种陪衬，像是人们茶余饭后才想起来的、用来擦嘴的一块餐巾，但余秋雨这样的大文化人却在深圳找到了藏身之地。

余秋雨每到一地，都会有一些入乡随俗的说法，也有许多恭维深圳的话，但我认为，有一句话倒是他思想的真实流露，那就是他比较欣赏深圳人际关系的疏离，“疏”

是疏远，“离”

是离开一定距离。

余秋雨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在获得名利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许多超乎常人想象的伤害。

而深圳则是人口“大沙拉”

，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英雄不问出处，各自为生存忙碌，顾不得管别人的闲事。

因此，深圳正是这种伤痕的最好抚慰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按道理来讲，余秋雨的书卖得这么火，也算是一位大学者，他的到来本应成为一道风景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但奇怪的是，仅是媒体把他的到来作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

的论据，而整个社会却毫无反应。

这也是深圳这个城市性格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

文化回归到它的本位上去，这个本位就是“吃饱了撑的”

。

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之时，文化只是宫廷中的消遣，皇帝和达官显贵吃饱了没事干才有工夫去欣赏文化。

从李白到后来的文人，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权贵，又有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朝廷？“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都是发牢骚之语。

皇帝真要用他了，他马上精神振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

那时的《将进酒》之类也全是牢骚之作，这其实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