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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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

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

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

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

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

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

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

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

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

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

假如再有“文化革命”

，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

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遍。

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

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

就是这样，还得起早贪黑。

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

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

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

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

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

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

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

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

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

李先生胡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镜。

我见时他就是这副样子倒在地上，半闭着眼睛，不见黑眼珠，浑身打着哆嗦，很像前几天跳楼的贺先生刚着地时的样子。

但是仔细看时颇有不同，贺先生的脑子当时是洒出来的，而李先生的脑子还在脑壳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点。

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时，我不在现场，是后来得到消息赶去的。

虽然去得很快，也错过了不少场面。